喧囂的二樓

Posted in Uncategorized by simonkan1018 on 二月 24, 2013

2013年2月20日

練乙錚

港「毒」是怎樣煉成的?


急景殘年之際,香港發生了「律師信事件」。筆者何德何能,一篇小眾評論,得各方關注,未嘗不 是觸及了社會的某些深層矛盾。輿論或批評或支持,筆者都心懷感激。一位法律學院學生,來郵對筆者說,事件提供的素材和正反觀點,足夠寫一篇關於「誹謗」的 學期論文。能夠引起思想激盪、意見交鋒,令一些人更深入學習、了解一些大問題,不是每個筆耕者的最好回報麼?事件或告一段落,文章是毀是譽,留待大眾評 說。筆者的注意力遂轉到另一敏感話題。


治港京官面對本土主義興起,近日提出「港獨即是港毒」說,用意雖善,其歷史陳述亦相當有力,弱點卻在於未能承認,製造族群對立、催生分離意識的最大力量,往往來自統治集團本身。

遠 的不說,「水災」(水貨奶粉北運成港B之災)便是一例。災難出現了,官員扮「果斷」搞嚴刑峻法,奶粉成為「儲備糧」,在邊界上庶幾等同白粉,帶「粉」客最 高罰款五十萬、監禁兩年。一國之內,為了嬰兒奶粉,竟搞得如此楚河漢界壁壘森嚴,文明世界無有,荒謬之餘,其政治效果則是加深港陸隔閡,意識上向社會大眾 一再提示兩制基本差異不可調和,客觀上打造了港陸之間深圳河之外的又一道鴻溝。此策一出,分離主義的基礎在法制方面加固了,獅龍旗無端又勝一仗。特區政府 自作孽也罷,實行此策的行政費用和其他社會代價,市民還得全數啃下!一個源於大陸「神九上天、食環落地」、殆因邊界以北海關貪腐抽「水」而無法消除的現象 【註】,港人被迫埋單,梁特首卻第一時間發聲明「感謝」對方關員「努力」。

同樣令人反感的領導行為層出不窮,港人卻無力擺脫這個縱非完全外 來政權也非己出的特區政府。分離主義之火遂慢慢累積、蔓延;「香港人」這個身份概念亦不斷滋長,從朦朧到清晰,從「自在」到「自為」。一切官方口號如「五 十年不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乃至新近出爐的「港人港地」等,市民一旦拿來認真,馬上成為葉公好龍者眼中的一株株可疑毒草,要用各種名義打壓。

鬥死蒙人十六萬

不過,分離意識只會愈打愈烈。殷鑑不遠,只需回到1967年文革初,看看那中共搞的帶有種族滅絕性質的「內人黨事件」。

內 人黨,全名是內蒙古人民革命黨,1925年由俄共指揮的「第三國際」督導成立;由於蒙古根本沒有資產階級,所以內人黨的最高綱領不是階級鬥爭,而是按照列 寧、斯大林的少數民族理論搞民族解放、成立民族自治政府,獨立於當時的中國政府之外。但運動並不成功,內人黨解散,一部分參加中國國民黨,另一部分則過繼 中共。1946年,一些內人黨老黨員帶頭復黨,不過還是失敗,被中共吃掉。1949年,「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成立,大量漢人殖民內蒙,民族自治改為地 區自治,實權掌在佔大多數的外來漢人手裏(這種手法港人漸漸熟悉)。慘劇還在後頭。

文革之初,劉少奇、鄧小平帶頭清洗內蒙「當權派」,大批 黨員打成子虛烏有的「新內人黨地下分子」,被指投靠蘇修搞獨立;殺戒大開,四年裏鬥死十六萬人,牽連三十四萬人,絕大部分都是蒙族,而當時的蒙族人口不過 百多萬(上述數字,出自中共最高檢審判林彪、四人幫時的起訴書)。據筆者在加拿大認識的一位內蒙族朋友說,當年「清洗內人黨」,因為要向中央交數,牽連廣 泛,不限於幹部,連他家裏文盲的婆婆,和很多年紀稍大的人一樣,也被指為內人黨,險些鬥死。文革過後,搞了所謂平反,但中共絕不放心,怕蒙人仇漢,於是加 速漢族殖民,對蒙古文化、語言等的壓抑日甚。結果呢?以前內蒙人聽話,但1997年,海外主張內蒙獨立的流亡分子成立了「內蒙古人民黨」,與藏獨疆獨連成 一氣,傳播蒙族分離意識。筆者在海外幾國遇到的好幾位內蒙移民、學者、學生,無一不支持蒙獨。中共說這個組織是帝國主義撐腰的反華先鋒隊,不一定全無根 據,但並不那麼間單。按毛氏哲學,外因是社會事物發生的條件,內因才是根本,故中共不能諉過於人,對出現蒙獨要負首要責任。建國六十年,藏獨、台獨死結未 解,疆獨卻已成形,現在加上蒙獨,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其實,分離主義運動全世界都有,並不限於受「帝國主義包圍」的「社會主義祖 國」。大家也許留意到,去年的西班牙區域選舉中,卡塔隆尼亞自治省(Catalunya,英文Catalonia)的建國運動支持者總票數大大超越反對 者。以前,當地比較支持獨立的,主要是左派、工人階級,但現在上流社會、自由派等,都已大量加入(例如天皇男高音José Carreras、頂級數理經濟學家Andreu Mas-Colell等;後者乃卡省現任經濟及研究部長,是筆者的研究院師兄,曾一手建立世界級的巴塞隆拿經濟研究學院,該院現任校長Ramon Marimon,是筆者學長兼後來的論文答辯委員會教授之一,學術主任Teresa Garcia-Milà,則是筆者同窗,故筆者可謂「與獨派關係甚深」!);西班牙的兩個最大全國性政黨,目前還是反對卡塔隆尼亞建國,理由是憲法不許。 看看這個獨立運動的歷史背景,可更了解分離主義源於專制壓迫這個道理。

分離源於專制壓迫

卡塔隆尼亞民族有千年 歷史;其語言(Catalan)不同於西班牙國語(Castiliano),包含比較多的高盧語(法語的一個重要來源)及意大利語元素。其聚居地方,包括 今天的法、意部分地區、整個安道爾大公國、西班牙地中海沿岸由北到南一整片,中心就是西國卡塔隆尼亞自治省,省府巴塞隆拿(Barcelona)則是獨立 運動的「風眼」(另一獨立運動,出現在西班牙北部海岸的巴斯克地區,規模小得多但名氣較大,因為採取暴力手段,搶盡鏡頭)。卡塔隆尼亞本屬西羅馬帝國,一 度被回人統治,十五世紀後逐漸歸入西班牙;因為處於地中海沿岸,故經濟發展較快,兩百年來都是西班牙最富庶、工業最發達的地區。卡塔隆尼亞人早有自己的文 化認同,但產生分離意識、昇華成獨立運動,關鍵則是1936年開始、前後持續三年、可歌可泣然而慘烈不堪的西班牙內戰。內戰雙方,一是復辟派,一是共和 派。

關於這場內戰,英語世界裏流傳兩本不朽著作,其一是海明威的浪漫主義小說《喪鐘為誰鳴》(For Whom The Bell Tolls),其二是奧威爾的紀實作品《偉哉卡塔隆尼亞》(Homage To Catalonia)。兩本書筆者在大學時都讀過,分別是修美國當代文學和蘇俄史時的讀本。奧威爾和海明威一樣,在西班牙內戰時期到了戰事的最前線,而且 都站在共和派一邊,卡塔隆尼亞則是共和派的大本營。海明威當戰地記者,有驚無險;奧威爾則是以志願軍身份真槍實彈上戰場,中過彈,幾乎喪命,子彈從咽喉穿 過,差兩厘米便打中大動脈。該場內戰以蘇聯背叛共和派、與英法勢力聯手讓復辟派的佛朗哥得勝上台告終;關鍵的巴塞隆拿之役,共和派主力崩潰,內戰進入尾 聲。在這場內戰中,為什麼卡塔隆尼亞站在共和派一邊?佛朗哥上台後,如何對待卡塔隆尼亞?

佛朗哥上台施鎮壓

1931 年,西班牙皇阿爾方蘇十三世同意民主普選,選舉之後,西班牙進入「第二共和」。那場民主運動的中堅是當時以工運為主力的左翼民主派;卡塔隆尼亞的經濟最發 達,工業最集中,工人和工會力量冠全國,因此成為西班牙民主運動的大本營。左翼勢力當中,包括蘇聯指揮的第三國際,但以當地無政府主義派的力量最大,托派 則是其盟友。在第二共和之下,卡塔隆尼亞取得首個自治約章,因此是共和的忠實支持者。然而,帝制力量並未消失,復辟派(國民黨)在軍事強人佛朗哥領導下, 於1936年挑起內戰!

本來,有蘇聯物資支持,有大批來自美、英、法、墨、中等國的民間志願軍相助,共和派勝算不低。可是,斯大林不願看到 無政府主義者加上托派死對頭勝出,而且想以暗助佛朗哥這個工運敵人上台作條件,取得與英法合作,一同對付德國意大利,從而增強蘇俄自身安全;因此,到了內 戰後期,蘇共不斷拖共和派後腿,甚至唆使第三國際控制的左翼部隊襲擊其他共和軍。奧威爾在前線看到蘇共的背叛,非常心痛,重傷退下來之後,寫出《偉哉卡塔 隆尼亞》,遙祭在血泊中倒下的共和理想,哀悼參與民主保衞戰的死難同志,後來更成為斯大林主義的最堅定批判者,寫出膾炙人口的小說《1984》、《動物莊 園》。

佛朗哥上台,馬上鎮壓卡塔隆尼亞,五萬多人遇害,監禁者無數,所有共和政黨被取締。同時,佛氏政權對卡塔隆尼亞實施文化圍剿。所有政 府機關、學校、公眾場合,都禁用卡塔蘭語;一切和卡塔隆尼亞文化歷史有關的出版物,都受查禁;有關的公開及私人文化活動,全部視為非法。卡塔隆尼亞歌謠、 舞蹈、節假日慶典,徹底消失。佛朗哥於1975年去世,其後西班牙再度民主化(君主立憲),卡省人始重獲自由,實行更高度自治。

解放軍早晚出動?

不 過,歷史傷痕太深,巴塞隆拿與馬德里之間,始終有芥蒂,遇上某些摩擦,從前受過的種種不公,很快湧現在少數民族集體意識的前台,變本加厲;這是很容易理解 的。劫後的二十年裏,雙方大致相安無事,但很不幸,自2005年起,分離主義升溫。一個重要原因,是當地人認為西班牙中央政府的財策對他們不公。卡省因為 經濟發達,長期以來擔起超額的國家財政責任,補貼較落後地區。這也罷了,但前幾年發生環球金融危機,卡塔隆尼亞陷得很深,向西班牙中央政府求援,後者竟乘 機削減該省的財政自主權,卡省民眾覺得中央政府忘恩負義,獨立訴求一發不可收拾。明年,卡塔隆尼亞將再次舉行政體意向公投,中央政府凶多吉少。

在 去年的一篇文章裏,筆者認為「分離主義止於民主」,此說在很多地方都成立;例如,北愛、魁北克、蘇格蘭等地的分離主義運動,近年有所消退,都是因為少數民 族在民主討價還價過程中得到足夠好處和尊重,令不少人回心轉意(不似港人幾十年來對大陸出了資金花了錢,得到的卻是嗟來之飲丟來食)。然而,卡塔隆尼亞的 最新發展是一個反例;筆者去年的看法已經太樂觀。專制時代結下的仇恨太深,分離傾向因偶然事件加劇,便是民主化了,也回天乏術。這一點,北京及治港京官皆 應有所警惕。在香港,任由台上群小仗權胡作非為,醜事惡行一單接一單,市民不滿卻徒呼奈何;再來幾次假普選,港人當中的自治主張、分離意識必日盛一日。到 了矛盾升級、梁某加緊鼓動群眾鬥群眾、繼而出動解放軍之日,便是港獨出現、港人以「毒」攻毒之時。歷史規律有迹可尋,並非完全不可預知。

【註】見去年6月港媒報道(www.singtao.com/yesterday/loc/0619ao08.html

《信報》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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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in Uncategorized by simonkan1018 on 二月 24, 2013

2013年1月29日

練乙錚

誠信問題已非要害 梁氏涉黑實可雙規


重磅反水「梁粉」劉夢熊上周在《陽光時務週刊》的一個訪問裏投了一顆重磅深水炸彈,震撼之 餘,不少不可告人的東西,瞬即浮出水面,呈現在大家眼前。即時引導公眾視線的,是劉說的「交人」問題,即梁及其軍師張震遠交不出當日梁稱受他委託替他驗屋 查僭的專業人士名單,因為那些驗樓專家其實都是子虛烏有。劉認為這是點到梁身上誠信問題的死穴。


不過,孤證不立,未有更多有關事實暴露之前,大家不妨存疑。況且,經過大半年來的各種公開表演,梁在僭建事上欠缺誠信,早已是不爭之實,捅出「交人」問題,港人的邊際收益,頂多是知道貴為行會成員的張震遠乃是協助梁欺騙市民、欺騙中央的共犯而已。

突把董建華擺上枱

然 而,劉在該次訪問中和盤托出的,至少還有比「交人」這點或其他枝節問題重要得多的另外兩組信息。這些信息與劉的主要立論並無必然關係,劉這個「準污點證 人」在此二環節作假的動機不強;而且,信息涉及的兩位大人物,至今並無公開否認事件具體內容,因而比較可信。兩組信息,其一暴露了紅色背景梁氏政權的不斷 黑道化。去年,梁營在劉夢熊牽頭、有前高官「梁粉」參與的「上海仔飯局事件」之後,迅速在形象上與黑勢力切割,相當成功;不料,前不久的挺梁反示威中,出 現黑道派錢計人頭的醜劇,傳媒報道人贓俱獲,梁政權的切割努力,就不顯得那麼有效。這次劉提供的有關信息,更令梁與黑道之間的盟友關係無法掩藏。其二,則 是因為劉把董建華擺上枱面,致令唐梁之爭背後金權板塊的政治輪廓,忽然變得清晰。下面先談後者。

梁營後面的政治勢力,到底是團派、江派,還是什麼派?這個問題一直以來說不清,連本地左派也摸不着頭腦,以至到了「選舉」很後期,還不知道怎樣押寶。

當 初,港人以為特首大位乃「儲君」唐氏囊中物,不期殺出一個程咬金,出現唐梁對峙局面,而雙方背後各有其金主,盡皆擺明陣勢,並不遮遮掩掩,港人於是漸次明 白,這是要保住一哥地位的一線財團與欲取而代之的二線財團之間的一場你死我活攻防戰,而絕非北京為了準備若干年後搞普選而設的一次彩排(後一觀點已成政治 笑話)。不過,在香港特定的政治環境底下,特首由誰當,一定深刻牽涉京港之間的「大政治」。在這些本地金主旁邊,還糾合了極具份量的京官及其黨內關係網, 再加上這些京官的經商家族成員把持的大大小小紅色財團,組成一個一個的政商三結合;這次特首「選舉」,其實就是最大的兩個這種由本地金、內地金、京官權三 者構成的金權板塊之間的政治鬥爭。由於北京政治素來不透明,金權板塊的「權」那一面如何與黨內最高層的派系掛鈎,港人無從確切知道,只能根據當時的一些已 知事實大略推測:唐家與上海幫首領江澤民關係密切,因此唐後面是江派勢力;梁營聲聲「求變」,撐腰的可能是有改革傾向的團派居多。現在看來,這個當時很普 遍的二分法錯得很厲害。關鍵是劉夢熊在訪問中提到董建華。

江握手後有江點頭

過去,董氏給人的印象是個好好先 生、老好人,中國好、香港好,除了民主派,其他什麼都是好,並無明顯派性;唐、梁二人,當時都是他的重臣,董氏對待二人,理應無分軒輊。然而,劉在上述訪 問竟無意中透露了董氏的強烈派性。董支持梁,政界早有所聞,但劉提供的信息顯示,董這次不是簡單的表表態支持,而是全情投入、死命支持。他對劉說:「夢 熊,你支持梁振英,做得很好!有你幫振英,我就放心了!」董不支持老同鄉唐氏,顯然不是因為唐搞僭建暴露了。此說的證據是:後來梁被發現也曾多次偷偷搞僭 建,董卻顧不了以前曾經公開要求主要官員注意品德必須「whiter than white」,關鍵時刻奮不顧身站出來替梁脫困,着港人勿拘小節、向前看。董氏此舉降格敗德不是重點,重點是證明了梁營背後也是江派;繼江握手之後還有這 個江點頭。

董氏下台之後,本應小心謹慎,脫離所有政治派別,專心一意為國家做外交方面的實事,以彌補一己過失;但這次再以江派身份積極干政挺梁,被劉無意中暴露了,也許會觸怒胡、溫、習,再惹麻煩,實屬不智。

唐、 梁惡鬥而同屬江派,此點並不稀奇;歷代帝皇膝下有幾個兒子不和、各擁重臣黨羽互相傾軋的例子多的是;就算是毛時代,他下面派系也廝殺不斷,何況江氏?江上 台之後,改了黨章,大批黨員成為資本家,他眾多的手下、親屬,挾着黨國權力、資源和關係到香港覓食,泊哪個碼頭媚哪個金主,他無謂管,也管不着。

既 然梁後面是江派而非團派,那麼他的政治前途在習近平上台之後就充滿變數。大家知道,董是江欽點上台卻給胡錦濤即團派打下來的;胡、溫對梁這位江點頭,大概 也沒很大好感,故梁得勝後首度上京面聖那次,胡、溫對他的態度半慍不火。若習上台而在江派與團派之間和稀泥,梁也許不難保住特首之位,做到2017。但顯 然,年來的情況並不這樣發展;薄熙來事件之後,江派與團派惡鬥,習很快站到團派一邊。團派多次高調提反腐,江派掌控的《環球時報》卻推出「適度腐敗論」, 主張政府教導民眾養成接受「適度腐敗」的心態,以確保管治穩定;但習一上台,甚至不等今年3月兩會召開,就把反腐工作提升到首要地位,聲稱「老虎」、「蒼 蠅」一起打,也順帶打了《環時》一巴掌。留意國內政治動態的人,還可以舉出多個類似的事例,說明江、習互鬥,刀光劍影;最近的一起,無疑是轟動國內外的 「《南周》事件」。《南周》元旦獻詞支持習提出的 「把憲法落到實處」 的口號,卻被江派中宣部官員粗暴抽起;雙方最後打個平手,江派在輿論方面卻輸一大截。在香港,力推梁氏上台的中聯辦兩個領導,於去年底忽然倒台,一個下放 廣西,一個官貶澳門。兒皇帝頓失牯持,形勢如何,他自己知道。下一回梁到中聯辦,要叩見的,是一個比他年輕一大截的小伙子,真是情何以堪。

然 而,更令梁氏不安的,無疑是替劉夢熊爆料的媒體《陽光時務》,據說與《南周》同一淵源,都有胡、溫、習的背景;大家若拿《陽光時務》訪問劉夢熊的原文看 看,便可知道,堂堂一個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候選人,得到「江氏紅」中聯辦的點頭去馬之後,是怎樣「斥之乞來」、「呼之不去」,怎樣誠惶誠恐,怎樣卑躬屈膝打 哈哈擺和頭酒,最後得到黑道百分百支持,神一樣替他撐住了比唐氏高的「民意」,讓當時的中聯辦領導得以「名正言順」抬他上位。是屆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可說 是紅色父系與黑色母系結合的產物。

香港社會黑道化?

不過,北京當時的最高領導(胡、溫)不一定知道梁靠之上 台的「民意」,背後原來還有這麼一筆。劉夢熊指梁氏犯欺君之罪,主要恐怕不是他說的「三個專業驗樓人士都是子虛烏有」那一條;的確,僭建對北京而言,正如 劉說,「小菜一碟」而已。真正嚴重的欺君罪,乃梁氏暗地裏炮製了一個帶有廣泛欺騙性的「黑底民意」——技巧高得連本地一份高格調的知識分子報的高層,也給 糊弄得暈頭轉向;而這個「黑底民意」,可能在北京作最後決策之時,起了作用。這是大得多的欺君罪。

香港有了這樣的一個怪胎特首,人們心中肯 定產生很多疑問:特區政權往後的性質是什麼?今後五年,黑道將如何透過特首的回禮,悄悄影響香港政治、社會、經濟?港人忍受得了?稍有良知的本地左派接受 得了?(工聯會就有點受不了,認為「幾醜陋」;民建聯急急打圓場,看來還吞得下;一眾政府內外的「梁粉」新愛國則若無其事。本應最懂得「君子不立危牆之 下」這條德訓的前高官如羅范、葉劉,第一時間替梁氏擋駕;精英中的精英猶利令智昏如此,可問是什麼世道人心了?)國際上,中國出了一個關鍵時刻靠黑道資源 上台的特區首長,別的國家如何看待?梁氏外訪的時候,與別的國家、地區首長同席之際,別人會有些什麼眼光?(新加坡和英國已經在鄙夷;台灣的民進黨肯定是 笑死了。)不過,笑罵由人,政治上最關鍵的是,新上台、據說要推一番清廉新氣象的習近平,如何看待這潭江派遺留下來新鮮熱辣上海屎蘇州屎?受得了受不了? 他若受得了,本國人民、港人會怎樣看他「海涵」一個染黑特首?外國政要又會怎樣看他的魄力、取向?回想解放前的國民黨,由最高領導蔣介石起,都黑道化了, 怎麼現在梁振英也同樣黑道化?香港在共產黨員領導下回歸到萬惡的舊中國去了?

兩組信息,兩個結論:其一說明梁營是江系裏頭的一個派別(而且 只是一個少數派別,得不到香港的一線資本家支持,小圈子裏頭的千二票,靠了中聯辦擔當「黨鞭」,還不過佔了689);其二揭露梁氏取得政權,一半靠黑道, 未來的香港社會各方面必定因而逐步染黑。跟隨梁氏進入本屆政府的人,要知道自己在吃的是什麼飯,吐出來看看是什麼個顏色,就會明白(頗令筆者難過的是,這 些人當中,不少是筆者以前的朋友、好友、學生。)。

由大陸什麼派的人管治香港,對港人而言,分別也許不大;國內外很多人都認為江派是中國當 今李鵬那派之外的另一最大貪腐派別,但說到底,大家還不知道習與江在本質上有何區別。光說話不算數,還要看得見他怎樣行事。另外一方面,香港黑道化,則香 港有難了。當然,有可能劉夢熊也在此事上說謊;故首先應該在事實上嚴格求證。允許立法會以各種有效機制向三個涉黑助選當事人套取材料是一個辦法,但其實效 勢將因為保皇派的阻撓而大打折扣。此外,因為當事人都是政協要人,不排除還是黨員,組織上因而都直接受共產黨領導;由中共中央循黨系統對這幾個以梁為首的 涉黑當事人在大陸某處進行「雙規」,也許是一個更有效的清查途徑。但那要假定習近平是一個有所作為的人。

《信報》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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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國教課程兩大漏洞及當年董梁教改的去國史化

Posted in Uncategorized by simonkan1018 on 九月 4, 2012

2012年9月4日

練乙錚

論國教課程兩大漏洞及當年董梁教改的去國史化

特區政府推出國教科,大家看其包含什麼內容之餘,還要看它剔除了什麼。如此,當可察覺到,在關鍵的「國家範疇」,有兩個嚴重紕漏:一是不提殖民主義,二是不講中華民國。「殖民」與「民國」這兩個辭,在該科指引文件中不存在。特別為香港人設計的「國民教育」課程,有此兩大漏洞,原因何在,筆者逐一分析,直追溯到當年董梁教改的去中國化。

為何不提「殖民主義」?

殖民主義侵華二百年,若問哪裏是第一重災區,答案不可能是北京頤和園。說到底,那不過是老佛爺的一個後花園,破壞了,只有某種象徵意義;倒是比釣魚台大一百倍不止的香港這塊地連同其上居民,被活生生割讓,受英帝直接統治百餘年,才是中國所有受殖民主義蹂躪的災區中的最重。對此,國人感受普遍深刻,卻唯獨港人有異;港人當中,有些人心情矛盾,有些人毫無感覺,更有些人尤其意氣當頭會說狠話直指今不如昔。本地左派當權派人士對這些港人顯得特別反感,一直以來口誅筆伐,指之為港英餘孽。

反殖本是天經地義的事,今天當權者覺得香港人要補這一課,為何國教課程指引卻好像完全忌諱?筆者六十年代上中學、讀預科,所讀國史、世史兩門課,內容詳述帝國主義侵華史包括割讓香港那段歷史,今天的國教課程指引卻連「殖民」二字也不見蹤影。何解?大家先看一點背景。

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史太林和托洛茨基水火不相容,原因之一在於對一個重大問題意見相左:無產階級政黨在一國之內領導革命奪取政權之後,首要工作是在該國之內建設經濟、鞏固政權,還是要馬不停蹄把革命引向其他國家?這就是所謂的「一國社會主義」論爭(或稱作「革命的階段論」和「不斷革命論」的對立)。史太林支持前者,而托洛茨基主張後者。

港共只是口頭反殖

托氏的觀點很清楚、很馬列:因為資本國際化了,工人無祖國,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因而是一體的;一國革命之後,如果不一鼓作氣把全球革命力量都喚醒,已經革命那一國之內的無產階級政權必然遭遇連成一線的帝國主義陣營圍堵、干預、侵略,以致無法有效發展經濟,其社會主義革命最終被壓垮(這個說法看來是應驗了)。托氏更認為,「一國社會主義論」,不過是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情緒而已。

毛澤東師承史太林,基本上接受一國社會主義論。不過,毛喜歡所謂理論創新,他說自己既是不斷革命論者,也是革命的階段論者;但是,他說的不斷革命,乃指一國之內而言,即後來推出的的一連串極左政策:工業公有化、農村公社化、大躍進、文革,結果當然大錯特錯,搞得比史太林還糟糕。

對外而言,毛則認為,為了保證社會主義在一國之內的生存和發展,必須和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妥協,以打破帝國主義大包圍。於是,他首先爭取與英國友好,做法就是不解放香港,讓英國保留香港殖民地的名義和實質地位。也就是說,毛在1949年以前反殖,解放後不反殖;1949年以後,在理論上、口號裏依然反殖,但實踐上、行為上不反殖;在亞非拉輕度反殖,在自己的國土門口完全不反殖。

受中共中央領導的港共當然一樣:言談裏反殖,行動上不觸動殖民政權利益;不僅不反殖,更和殖民政權妥協、和大資本家妥協,1967年暴動那幾個月是唯一例外(鬥「港英」,而不是鬥「英港」,恐怕是畀面英國、留有餘地做法的不自覺反映)。其後的香港學運也分兩派,「國粹派」愛國不反殖(後者指行為),「社會派」則被指反殖不愛國,甚或是蘇修派來搞破壞的。

這裏,大家不必追究史、托誰對誰錯,也不必追問毛與殖民主義的妥協好不好、「國粹派」還是「社會派」正確,而是要看到這些政治思想與行為的客觀存在及其後果。

港人被迫背棄國家

九七回歸,中共形式上終止了英港殖民政權,實質上繼承了一整套反民主的殖民主義法權,大者如把「行政主導」寫進《基本法》(即讓行政長官主導立法,議會沒有提案權),較次者如在立會加強「功能組別」、保留「廣播條例」的關鍵發牌條文,等等。所有這些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法權,九七之後香港的新政權非常受用,因此不會、不能取消。要注意的是,這個繼承,發生在中國社會變質為黨內既得利益壟斷的社會的同時。

中共在毛時期與殖民主義妥協,尚且可說是為了建設真正的(史太林式)社會主義;然則,在中共全面變質之後,它在香港繼承上述殖民主義法權的唯一目的,只能是為了維持一種剝奪性、壟斷性的類殖民管治。英港殖民時代的「以華制華」,變成今天的「港人治港」——即假少數具特殊身份和關係的港人管治大多數港人;洗腦方式和內容儘管與英港時代不同,所用的管治工具,一整套就是當年英港殖民政權發明的、用過的(大家設想:若香港的主權不是回歸北京而是回歸民主化了的中華民國,則今天這些殖民主義法權有哪一條可以保留呢?)。

如此,試問中共在港推行國教,怎會引導學生、容許老師,深入認識殖民主義在中國特別是在香港的全部歷史過程,包括中共與英帝國主義的歷史性妥協,以及其百倍吊詭的現實意義?

尤甚者,中共與英港殖民主義作歷史性妥協之餘,卻經常反過來指責港人思想奴化,回歸前後皆如此;這是不公平的。試想:假若當年中共不與殖民主義妥協,像紀實電影《阿爾及爾之役》中的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那樣,領導人民與殖民主義作無妥協鬥爭的話,港人今天的反殖意識肯定不一樣。然則,港人頭腦當中縱有殖民思想充斥,那又是誰之過?從民族利益觀點看,港人好比日本軍國主義時期的外放軍妓一樣,為了國家戰略需要而犧牲貞節,回歸母國之後卻處處受歧視,終於走上背棄自己國家之路。港人深談殖民主義,不可能避免提出這種討論,這又豈是口頭上對「西奴」大事撻伐者所能容忍?

再者,假若中共不與英帝妥協,1949年即收回香港,則英港殖民主義晚期實施的種種「改革」和「德政」,便根本無從談起,思想「奴化」不可藥救者,大抵只會局限於小部分當年的高等華人,何來為數眾多的普通港人今天思前朝業績而愈發厭棄「國民」身份、拒絕「國家」認同?站在民族立場,這筆殖民主義賬又該算到誰的頭上?

為何不提「中華民國」?

國教課程指引不提殖民主義,乃一種忌諱,不僅有深遠歷史原因,更反映中共變質之後成立的特區政府和前殖民政權之間的微妙關係。然則,不提中華民國,又反映什麼呢?歷史上,中華民國與港人關係極深,港人失去此段記憶,主要是近十多年來的事,國教科有此漏洞,恐怕不是偶然。

中共管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社會絕大多數成員國的政府眼中,代表整個中國。不過,在國人當中,起碼在留意國事、能夠接觸各方面資料、資訊的國人當中,中華民國始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對手,爭奪着國人的認同。兩者之間,什麼時候一方比另一方做得好,那一方就得到更多國人的擁戴。例如,大陸六、七十年代搞文革,台灣卻埋頭苦幹拚經濟,聲譽明顯比大陸優勝;七、八十年代大陸改革開放,有些省市眼看有望趕超台灣,海外華人無不寄以厚望,很多因此歸心;不料,大陸來一個八九六四,國人為之喪膽,台灣卻緊接着反其道而行,全面民主化、自由化,聲望於是又扳回一着。

怕港人比較中台模式

大陸以其人口和經濟規模,無異決定整體中國建設成敗;台灣雖小,卻以其勇於實踐,各方面總是比大陸走先一步,提示着整個中國的發展方向。國人、港人看在眼裏,有所選擇;於是,「一中兩府,各自認同」的想法,近年重新出現。如此,號稱代表全中國、一意壟斷權力的中共,何可忍受中華民國和台灣在國人、港人政治心目中的存在?近日大家看到大陸中央到地方的官媒對釣島上那面青天白日旗施展的各種剪裁手段,就明白國教科為何不提中華民國。

再者,國共內戰結束,打「中華民國」招牌的國民黨是敗方,勝方中共對前者的態度當然談不上尊重;解放以後,大陸在其教育、文藝、宣傳等方面,提及中華民國,觀點每以負面為主,史實方面更有不少刻意歪曲,如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和軍隊的角色和功勞等,全遭抹殺,「獨夫、民賊蔣介石」是假抗日,等等。

近二三十年來,因為對台工作有需要,在中共的文宣裏,提及中華民國或台灣時的態度,某些方面卻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特別是對台灣的一些高層人物給足好處、極盡恭維,污點缺點都忽然消失,統統都是愛國的、善良的,蔣介石在浙江奉化的故居也修復得煥然一新。不過,後者只是共產黨的統戰姿態,在其他方面,對中華民國和台灣的敵視沒有變。中共這種「複語術」,只能用在它的統戰工作上;若是放到香港的課堂裏讓負責任的老師端詳細察,給好奇的中、小學生問幾個為什麼,就有說不出的麻煩;大家免不了要問:「德育」是教學生諒解、接受、學會乃至精通這種「複語術」的嗎?

還有,提中華民國,總不能不講台灣模式,更少不免要和大陸模式做一些比較:為什麼人家經濟發展比你早、今天水平比你高,社會也比你更民主更自由更和諧?要回答這個,也有說不出的麻煩。

由此可見,課程指引的國情部分出現上述兩大紕漏,實非偶然。筆者不知道這是指引編寫委員會「自覺跟黨走」的不自覺決定,還是有關方面干預、打了招呼的結果。

共黨專長增刪歷史

其實,對歷史和事實任意篡改增刪,是史太林以降的共產黨人特長,中共深得箇中三昧,從創黨名單到李旺陽死因,都在篡改增刪之列。這是因為,對共產黨人而言,目的就是一切,其他都是工具,包括歷史教學在內;既是工具,式樣設計只須符合目的便可。受中共領導的特區政府教育官員也只能如此,有例可援。

讀者記得,在董建華治下,梁錦松推動「教育改革」,竟然取消國史科,大刀闊斧「去中國化」,比陳水扁在台灣搞的還徹底。董、梁二人出名愛國,為何有此一着?原因很簡單,當時的教改,關鍵部分其實是一個小文革;國史科整科取消了,才可說得上「破舊」,「破」了「舊」,以後才可立「新」。

在當時特區政府眼中,九七前遺留下來的國史科,從哲學思想到課程設計,從編寫教科書的學者到教授歷史科的老師,以至這些老師的老師,都屬於「舊」的那套,通通都在該「破」之列。「破」了之後,以國教科作為過渡,端正學生和教師的思想,再等到「新」的歷史科教學系統成形、「新」的師資和教材具備,「新」的、改造過的國史科便正式登場,符合統治階級意志,復出之後在學校教授它因而又是一個「天經地義」。

中國歷史就是那麼長,二十五史就是那麼重重複複,學生厭倦,家長不察,董政府順水推舟,舊的國史科就那樣給革掉了。然而,這就是五十年回歸過渡期中特區政府必須做的要事之一,「五十年不變」中的一個重要環節的變。

學生利益不作考慮

首屆特區政府取消了國史科,學生對國史認識更形殘缺,國教科於是上場,「理所當然」地在這方面補足;如此移花接木,現在說成是「不得已」的做法。可是,這樣給孩子飲苦茶醫病,不能不派一點糖果,於是課程指引規定該科不對學生進行考核,和現時通識科乃至其他所有科要個別考核不同。

這當然是一種以退為進。試想,若國教科教學時,充斥如某小冊子那樣的一面倒材料,又要考試的話,則引起的反洗腦情緒一定比最近的還要強烈。於是,「偏頗」的內容逐步引入,不設考試,而以問卷測試效果,施間接壓力促使學校和教師逐步加碼,教授當局要學校教的那種內容。這是政治手法,不是教育,學生的真正學習利益並不是一個考慮因素。

當權派把國教科搞得充滿政治涵義,現在成為香港政壇風眼,進而影響即將舉行的立會選舉,倒也合乎邏輯。

國教課程指引內容大處殘缺不全,一些技術層面的設計動機可疑,社會上廣泛出現推倒重來的要求,實在有理,筆者支持。

《信報》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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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in Uncategorized by simonkan1018 on 十一月 4, 2011

2011年11月4日

練乙錚

談徐立之下台 論大陸籍學者角色


港大校長徐立之「被自願」辭職,是香港社會大陸化的一個重要里程碑。發生此事自然不過, 對中共稍有認識的人,無論政治派別,就算當初感到意外,想清楚便知合情合理。九七回歸前夕,時任亞洲學會(Asia Society)副總裁的一位美國人K. Quigley問筆者: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可信嗎?

筆者的答覆直截了當:表面一定不變,這就是交代了;實質十年後兩個樣,尤其是大學和傳媒的話事權和作風,那是沒說的。


2000 年7月,港大發生「民調事件」,大家記憶猶新【註】。那是回歸之後,政治權力首次向學術發招。不過,當時過渡不久,特區政府在大學裏可調動的資源不多,需 從外面派特使,而且是次政權態度溫文不粗暴,試探一下而已,並非志在必得,這從所派特使的級別及其人性格可以看出。

鯊魚戰術 收編港大

事 件結果,政府聲譽損失很大,但收穫無疑更豐:它探出虛實,知道高教界精英非不可屈。2007年2月,特區又爆「教育學院風波」,此事件中,特區政府出手用 力和涉事官員層級都比2000年「民調事件」的高;其後特首主動成立委員會「調查事件真相」、失利後一再反攻倒算提司法覆核,可見政府自信心已大大提升, 儘管這次還是輸了點數,卻悟出更深道理。

鯊魚襲人,先圍着游弋,刻意輕碰兩下,認定可噬,並嗅出弱點所在,最後才血盤一張,把人置於死地,精確俐落。

目 的既是降伏高等教育,港大自是首要物件。先前兩次,小試而已;這次有經驗,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你徐立之既被激進學生指摘損害學術自由、要求下台,一 招借刀殺人,誰也沒話說,而且不由官員出手,只透過學校「自己委任」的人士及有名望有地位的校友當推手,更是不露痕迹。劇本看到這一回,讀者必油然上心而 思之有所悟的一句話,無乃「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徐立之學有精專,領導港大十年而有成,是香港不可多得的人才。平情而論,「8.18」 事件中,他的確有過失,卻並不如一部分學生所說是損害了學術自由。當日禮堂內的禮節安排,把個別政治人物不適當地放中心位置且抬舉過高,但也只能說是有損 學術尊嚴而已,性質和損害學術自由不一樣。

此外,校園保安安排不當,引狼入室,損害的是政治方面的一般表達自由而不是學術自由,兩者有深刻關係,也有清楚分別:尊嚴始終是表面的,自由則牽涉內容。失去尊嚴,學術在權力面前低頭,忍辱還可勉強負重;沒有自由,則學術不必搞,搞了也是假的。

尊嚴自由 兩者有別

現舉例說明兩者之別:辭書《廣雅》,到了隋煬帝登位,便得改名,「廣」變成「博」,《博雅》是也,因為隋煬帝真名楊廣,原來的書名「犯諱」,不得不改。像這樣的事例,史上不可勝數,但如果書的內容沒有改,便只是表的問題,未傷及裏。

弔 詭的是,避諱制度執行最嚴格的是宋朝,但偏偏宋朝皇帝有個不殺讀書人的傳統,知識分子當時所處環境,歷朝當中還算是最好的。與此相比,秦始皇焚書坑儒,漢 代黜百家而獨尊儒,清代文字獄,蔣介石迫害左派及開明讀書人,中共虐殺所有不聽話的左中右知識分子、大學改由黨委絕對領導,卻是由表及裏,真正損害、扼殺 學術自由了。

嚴格來說,今天的政權力量把徐立之打倒,還不能說是損害了學術自由,但對所有本地學者的學術生命而言,則可謂到了暴力邊緣。政 權通過幾個安插好的商家二打六,便可把堂堂一校之長趕下台,學術尊嚴掃地,則往後還有什麼不可以做得到的事呢?教授不能治校了,黨委治校的日子為時不遠。

說 到底,學術尊嚴和學術自由概念上不同,實際上卻往往密不可分。黑社會逼良為娼,第一步便是由黨徒把女子輪姦(所謂「列印」),去其自尊,以後接客賣身,便 不覺一回事。「8.18」象徵政權力量在學術殿堂裏坐了上位,成為至尊;趕走徐立之,去學術尊嚴,則如同黑社會給大學「列印」。

如此,香港學術界今後怎麼辦?政權不給你尊嚴了,如果剩下來的本地高校各級領導人不能守住自尊這最後一道防線,只管為一己蠅頭小利勾心鬥角,唱高調不幹實事,熱中於權力遊戲而不是學術生活,則其他不在領導位置的學者,怕有心亦難挽狂瀾之將倒!

大陸學者 弱點有三

損 益香港學術自由的因素和管道很多,筆者試指出一個還不曾有人論及的現象,就是香港高教界大陸籍學者比例漸高。八十年代起,香港經濟多元化,受過高等教育的 香港人出路日多,願再十年寒窗讀博士學位走學術道路的港人日少,僅有的一些,一部分留居外國,以致踏進九十年代香港高教大發展之時,稱職教師來源已嚴重不 足,好在當時大陸改革開放已有一段日子,一批開放早期便在世界各地最高學府培養成才的大陸學者成為生力軍,紛紛抵港在本地大學任教,貢獻很大;他們在大陸 本來就是尖子,基礎扎實,生活簡樸,刻苦耐勞,思考力強,是做學問的好材料。

二十年來,一批又一批大陸學者加盟香港大專院校,不少院校的學系,大陸學者已經過半,而最早來的那些,已經在新陳代謝過程中當上各級學術領導,一些已經是院長或系主任級,取代原有的香港籍學者。這個現象往後如何影響香港的學術自由呢?

筆 者從正反兩方面分析。首先,大陸學者都是過來人,對中共以政治權力打壓學術的切身體會,其深刻之處,古今中外難有過之;因此,他們應該是捍衞香港學術自由 的中新代中流砥柱。但是,他們有三個弱點:其一,大陸學者多少都是驚弓之鳥;其二,他們絕大多數還有親人在大陸,根還在那裏,政權力量自會利用這個關係, 妨礙他們本身的學術自由,或是削弱他們捍衞學術自由的勇氣;其三,文化背景關係,他們有些人也許較易與政權合作,放棄甚或出賣學術自由,從中獲得好處。三 點當中,第一點最值得一談。

中國學術界驚弓之鳥最典型的例子是錢學森。他首先在美國因為愛祖國而遭迫害,回大陸後不久又遇上反右、文革,後 來更經歷八九六四,數十年來一次又一次親眼見到身邊的同事、教授、學生被政權鎮壓,有的被打死打傷,有的掃地出門,有的自殺,有的流放;幸虧他的學問乃中 共所需,而他也懂得自保,任何時候在政治上和中央最高領導人保持一致,才得享天年,臨終才敢向一位還是比較善良的中央領導人吐了那句委婉之極的半疑問,答 案其實全中國以他最清楚。

有錢學森這個典型,試問今天哪一個大陸知識分子心裏沒有一重陰影?哪個大陸學者天真得不知道共產黨的厲害?大陸學者到了西方比較敢言,但香港於現時一國兩制之下,在他們的眼中已是半個解放區,說話不得不有所保留。

共黨治下 萬馬齊喑

今 天,在本地院校裏,能按照自己的價值觀念,以所學的知識分析社會,進而對時政大膽公開批評而常令當權者不悅的學者,九成九皆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驚弓鳥效 應,在本地大陸籍學者身上,無疑強大而普遍。筆者對此感到可惜,卻能充分體諒,因為知道他們的難處。易身而處,大家可寫包單,筆者也會噤聲。但願本地大陸 籍學者現在或將來坐上各級學術領導位置之後,能替一些捍衞學術自由較無牽掛的本地人提供某種程度的保護,形成一種團隊默契便是最好。

珍惜香 港學術自由,筆者寄部分希望於本地中新代大陸籍學者。畢竟,這次按政權意志把一個政治上不肯充分合作的大學校長打倒的,不外幾個有權有勢而無後顧之憂、興 許都有西方身份關係的香港上流人。搞垮了香港的學術不要緊,他們的子弟都可以放洋留學,與大陸人中的薄瓜瓜輩為伍,左右逢源。

註:行動曝光 之後,特區政府要員的反應,忠與奸都堪稱經典。林瑞麟(時任特首辦新聞統籌專員)即日代表行政長官向傳媒發表聲明,指「行政長官絕對沒有向鍾庭耀發表任何 訊息,要求停止他的民意調查工作」。此話嚴格正確,因為訊息發向校長鄭耀宗,還繞了一圈副校長,才下達社科研究中心。

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則稱,「從未聽過」政府高層提及鍾庭耀,又指董建華派人傳話「絕非其性格」。梁氏話語從來深思熟慮,三分立場九分保險,並不像林氏般會為上司上刀山賣命,因為他有自己的遠大事業要辛苦經營。

《信報》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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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in Uncategorized by simonkan1018 on 六月 20, 2010

擺放孫氏銅像劉校長為何前恭後倨?

練乙錚

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因推卻在校園擺放孫中山先生銅像,再陷政治風波。比起民主女神像事件,此次內情較為曲折,更值得留意,我們或可從中了解劉校長說的「政治中立」的涵義,從而更明白他的辦學理念。劉氏榮休在即,然溫故知新,亦有助社會人士對後來者形成合理期望。

明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劉校長去年年底主動向孫中山先生孫女孫穗芳女士提出要求,在中大校園擺放一座由她提供的孫先生銅像,並答應於今年二月底,後者到中大演講時舉行豎立儀式。但銅像運到之後,劉校長卻一拖再拖,先是不無牽強地告訴孫女士在選址、安全等問題上仍有待討論,然後又告訴她說願意「賠償損失」,似乎暗示要退出協議,後來更乾脆把擺放銅像的事推得一乾二淨:由下一任校長「全權解決」。 如此前恭後倨,乍看令人費解,其實不然。

中共不特別尊重孫中山

共產黨一向對孫中山先生並不特別尊重,最多稱他作「革命先行者」,雖肯定他的「聯俄容共」政策,但認為他的革命不徹底,走西方議會民主道路更是要不得,歷史地位根本不能和毛澤東比,故中共紀念辛亥革命從來低調,只不過明年是一百周年,搞紀念有對台統戰價值。

黨內負責統戰工作的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兩年前便把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建國六十周年和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並列為大陸近年三大紀念活動,把辛亥的意義刻意拔高,並讓一些受政協領導的「民主黨派」在政協會議上建議兩岸政府聯合一起紀念辛亥。

去年年底,此合辦主張更由大陸國台辦向台灣方面提出。大陸有此動作,台灣愛國急統派如新黨主席郁慕明等,便積極高調響應。說實話,辛亥是兩岸有某程度共知的政治概念,十分罕有,能找到合作空間一起紀念,當有助國家統一。無奈,大陸儘管提議合辦慶典,卻不能接受台灣把辛亥看作中華民國建國紀念日,所以,主張「一個辛亥、兩種解讀」的台灣政府對大陸的提議搭不上嘴,一直冷淡。

直至上月十五日,馬英九更公開說:「大陸要舉辦辛亥革命慶祝,大家各辦各的,我們當然不會去。」如此給潑了冷水,大陸方面當然不是味道;統戰不成,興致大減。劉遵義校長對孫中山先生銅像擺放中大的態度從熱到冷,從時序看,剛好遵從同一軌迹。在沒有更好的解析之下,筆者把這兩個相關性甚高的過程,理解為一對因果關係:政協主席原先的積極態度和事態發展不盡如中共之意是因,政協委員劉校長的虎頭蛇尾是果。這也是自然不過的事。

兩岸各自辦慶典,用心不同,如果中大也大搞一番,有鑑於該校文化傳統和活躍學生的政治取態,萬一在校園孫中山銅像下搞出一個念辛亥、要民主的「真慶典」,叫校長如何向賈主席交代?相反,如果馬英九接受賈慶林的統戰建議,孫先生的銅像大概不會至今丟在中大倉庫裏蒙塵,助慶事功必然做足,哪會出爾反爾拖半年然後推給下一手。

如此,劉校長說的「大學要政治中立」,又該如何解讀呢?說這話之時,他心中有沒有一個「誠」字?這一點,經過兩次塑像事件特別是這第二次,筆者抱很大懷疑,但也暫時未能百分之百判斷,因為還需要一個試案。設想,如果社民連惡搞,於劉校長月底榮休之前把一個標準毛澤東像送到中大要求擺放,他收還是不收?若收,他的「中立說」難以自圓其說,不攻自破;若不收,那種中立,顯然便是前港英殖民教育裏的那種摒除一切左中右思想的愚民中立,分別不過是當年港英只在中、小學執行,現在劉校長則把此種中立實施於大學。

這個故事提點知識分子,屁股坐的櫈子多了,腦袋往往難以獨立。劉校長小的不說,除了當校長,還花時間精力當特區政府行政會議成員、全國政協委員、中港台三地多家大企業的董事,都是重要職務,其中政協是中共直接領導的統戰組織,黨看得起你,給你政協委員這個偌大榮譽,就是知道你下面有群眾、看中你大學校長的身份有特殊的統戰價值,你能受此榮譽而不投桃報李嗎?

知識分子不應當政協

因此,劉校長說他的政協身份不影響他當校長的政治中立,客觀上筆者不能相信;即使中立,也淪為殖民地式的中立。然而,過來人都知道,那種中立,騙人罷了。讓你思想真空,殖民統治階級的思想便乘虛而入。往最好處想,劉校長的「中立說」,也只是自欺欺人。

筆者並不一概反對人們當政協委員。資本家獲邀,那是因為共產黨看中他們的錢,這些人士當了,對社會無大礙,如果能把一點開明思想帶進人民大會堂,更非壞事,但知識分子、特別是大學校長,卻萬萬不能當。大學校長頂天立地,何可接受專政政黨領導而效犬馬之勞?中共拉攏大學校長當政協,本身是一種褻瀆;知識分子出身的大學校長同意當,可說是一種學格上的自瀆。

《信報》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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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in Uncategorized by simonkan1018 on 五月 18, 2010

論馬在「雙英會」中的敗筆及蔡英文的貢獻

練乙錚

前文提到的國史上兩次文明朝野對話,一是西周初年武王訪箕子諮詢他關於治國之道,二是西漢時 期漢昭帝按霍光提議召開的「鹽鐵會議」,讓知識分子到朝廷辯論「關鍵行業」如鹽、鐵、酒、運輸等方面的「國進民退」問題。兩次對話都留下相當詳盡的文字記 錄,非常珍貴,裏面談到的,不僅當時重要,現在看起來,大部分也沒有過時,儘管現代人可能有更多不同觀點和較新知識。

台灣日前舉行過的「雙 英會」,意義不比上述兩次事件低。大時代全球化之下,台灣工農業者面對大陸經濟起飛、大量吸走資金和工作機會,深感傍徨乃至憤怒,令當地綠營民眾長期以來 對大陸中土政權的恐懼和厭惡進一步加劇,所有這些負面情緒都帶有超越特定時空的意義。

另一方面,台灣從業界到一般消費者,面對經濟開放大潮 流和來自大陸的強勁市場供求力量,沒有理由不希望順勢而行、從中獲利,而一個有可能逐步開放乃至日益富強的中土,對藍營中那些依然認同華夏文化的人來說, 更是一個潛在引力。

「雙英會」包含着這些重大矛盾,同時更體現了曠古未有的民主性質,庶幾可令之載入史冊而與前述兩次事件互相輝映。

「雙 英會」有完整的聲視和文字記錄,後人可從這些記錄裏得出什麼印象,事件的兩位主角又會得到怎麼樣的評價?

互聯網上流傳兩種這次大辯論的文字 記錄版本,一是約一萬三千字的節錄版,一是約四萬五千字的完整版,較為流行的,當然是前者,大陸網頁上最多見的也是節錄版。但節錄版刪掉了不少重要而精彩 的片段,故完整版大有小心閱讀與保存的必要。本文用以立論的有關資料都來自完整版。

辯論主題雖是經濟政策,卻有濃厚政治背景的色彩,故其後 社會反應特別是對兩位辯者的評價,主要反映人們自己的政治立場。在台灣,認為馬的表現勝過對手的,佔了各種問卷調查回答者的五到六成;覺得蔡贏了辯論的, 約佔三至四成左右。

馬以攻為守 辯才無礙

在大陸,輿論一面倒到馬那邊。筆者的看法是,馬辯才無礙,相當有力地 道出政府必須盡快與大陸簽訂ECFA(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定)的道理,而且毫無疑問,他的辯論策略優勝—朝野辯論,採取凌厲攻勢的應是在野一方,但馬以攻 為守,一開場便點出「到底應該選擇民進黨的鎖國,還是國民黨的開放?到底應該選擇民進黨的邊緣化,還是國民黨的國際化?」,可謂先聲奪人。

馬 的政治風度也很好,辯論時雖一度過勇,連續幾次用了一個反映耐性不足的語氣詞,被台灣傳媒指出,但他後來尊稱蔡為「可敬的對手」,並責成有關部門深入研究 蔡提出的一些政府也許重視未夠、解釋不清的問題,則補救了先前過失。馬這幾句話,雖只是一點點資產階級民主風度,但對移風易俗有幫助。

但 是,他在回應對方提出的若干關於ECFA這個辯論核心的問題之時,功底略嫌不足,與是這方面專家的蔡英文比,輸不止一個「馬鼻」;這點待會說明。蔡英文的 弱點,是稍欠公開辯論所需的台型,但她也絕非省油燈,整個辯論過程中最精彩的點擊,就是蔡拿下的,而馬的發言「代表作」,雖然讓他即時得分,但小心分析卻 是敗筆;這兩點亦稍後說明。

是次辯論,事先雙方都強調理性,結果蔡在這方面表現比馬佳,議論之時更像一個學者在講解;辯論之前,很多人以為 蔡一定會趁機提出就ECFA進行公投,夠哄動,也會是給馬一道難題,因為公投在台灣是合法的,但蔡竟然沒有那樣做,不嘩眾取寵。

蔡有 本錢輸 馬輸不起

有此分別,原因之一恐怕是馬當政客的時間長得多,蔡則還不脫教授本色,儘管大家都是英美名校的博士;還有就是兩年 來,蔡領導的民進黨在各次地方選舉中連連得勝,而馬的表現,在黨內外的評價則都處低點,故這次交鋒,蔡有本錢輸,馬輸不起。馬於是在辯論時走一些政治捷 徑,如對國民黨的ECFA政策弱點不多辯解,卻數度花時間攻擊民進黨在ECFA議題上訴諸恐懼。

總的來說,這次朝野政策大辯論,具體由當政 者一方提出,馬應記首功;按辯論原意即雙方秉持理性態度就ECFA質疑對方並解釋各自立場,則蔡贏一線;就建立中國政治文化行為範例而言,雙方都有貢獻, 但馬略欠克制,蔡則沒有瑕疵。最後一點有些諷刺,因為賦予此中國政治範例以理性內涵者,表現更好的,竟是一位分離主義運動的領袖。

筆者說, 馬英九欠一點政治克制,辯論中寫下敗筆,到底何所指?大家知道,民進黨也有它自己的開放策略,那就是主要依靠WTO及APEC等多邊國際貿易協商組織,但 WTO因發達國農產品市場開放等問題談不攏,在多哈回合膠着了,台灣擴大出口舉步維艱,馬為避免台灣在經濟上進一步被大陸利用其龐大政治力量孤立,於是另 闢途徑,第一步就是和大陸簽署ECFA雙邊協議,值以爭取更大迴旋空間,但此乃兵行險着,務必能得到大陸方面諒解,同意其後不阻撓其他國家與台灣簽訂雙邊 自由貿易協定(FTA),才算成功,否則民進黨的預言便成立,亦即台灣會因為簽了ECFA而首先在經濟上被牢牢吸進大陸預設的衛星軌道,卻不會得到與外國 簽訂FTA的自由,結果只可能是往後在政治上被大陸任意魚肉,那何止是賠了夫人又折兵,簡直是自己找死!

於是,馬英九選擇在「雙英會」上出 招,在辯得難分難解的最後幾分鐘,使出十分厲害的一箭雙雕的招數:他即席宣布:「我要提升政府FTA小組的層級,由我親自領軍,加速推動中華民國跟它主要 貿易夥伴之間洽簽FTA。」這一招用來針對大陸,顯然具有相當威力;馬英九看準大陸投鼠忌器,很難不賣他的賬,因為如果不給台灣FTA甜頭,民進黨一語中 的,ECFA政治上對台灣是大壞事,則馬英九兩年之後一定下台,而民進黨一定堂哉皇哉再度執政!

行使權力出「茅」招

大 陸到時或可試圖屬意某急統派大老作國民黨候選人,並暗示待該大老上台後給出FTA甜頭,但甜頭既是到頭來要給,則何苦冒台灣再度變天的風險而不給馬英九? 再者,台灣有哪個急統派大老如此明顯給大陸「寵幸」,一定馬上給打成「兒皇帝」而與總統之位無緣。這就是馬英九就FTA對大陸出招有持無恐的道理。

針 對大陸而言,這當然是好招,但是,看官,馬英九當時是在與蔡英文辯論啊!馬事先隆而重之,把「雙英會」定位為總統與最大在野黨領袖之間的政策辯論;以總統 身份參加辯論,把規格提升至最高,當然最有意義,但馬英九帶去辯論的,只能是總統身份,而不應是總統權力。那個做法是不公平的。

試問,面對 總統在辯論會上如此以行使權力取分,對手憑在野之身如何招架?馬明顯出了「茅」招。也許馬英九自己也不完全明白這次辯論的歷史分量,沒有確立民主典範的完 整意識,欠缺應有的心懷戒懼,以致在政治上輕忽了。「文章」千古事,這就是馬的敗筆。針對大陸出那麼一招當然可以,但絕不應該是在這次辯論會上。

與此相反,蔡英文有一次點擊,卻贏得漂亮。筆者說過,全球化之下,各國特別是發達國的工農大眾普遍懷有恐懼,都怕就業機會往第三世界跑,「不知命在 何時」。這種恐懼先後見諸美國汽車、製衣等業,見諸法國、南韓等國的農業;香港的所有製造業於八九十年代也都經歷過,港人記憶猶新。

應 實事求是 解決問題

小民的這種普遍恐懼,須靠政黨有效表達 (正確目的當然不應是阻擋開放政策,而是為了替受到政策消極影響的民眾爭取合理而充分的保障),而在台上推行全球化政策的政黨,則必須盡可能通過教育和訂 定具體政策,消除民間恐懼。不排除民進黨有故意渲染恐懼、言過其實的做法,但恐懼本身,正如蔡英文辯論時強調的,有其客觀真實性,馬英九不應指民進黨「靠 嚇」,而應實事求是解決問題。

有意思的是,蔡在會前與黨友討論辯論策略時說:馬英九給出的資料和道理不完全錯,不能指控他說謊,只能說他誇 大。那是非常合理、理性的態度,而她在辯論的時候,的確從頭到尾沒有越過自己定下的火線,反而是馬一上場就指控民進黨一味「靠嚇」,絕對化了。

也 不能說馬完全沒有試圖教育群眾,他在辯論會上告訴蔡英文說:「經濟學諾獎得主克魯曼、哈佛大學教授波特、日本的知名學者大前研一,以及其他在台灣投資的外 商,如日本工商會、歐洲及美國商會等,都認為簽署ECFA對台灣利大於弊,為何民進黨的評估比美日學者和商會都悲觀?」

蔡英文的回答很有意 思,她說:「總統,如果你是競爭學或經濟、商業大師,你剛剛講的話我可以接受。但你是這個國家的總統,你必須考慮到開放以後對這個國家所產生的衝擊和政治 成本。你剛才說的克魯曼、波特,他們不是政治人物,他們沒有政治責任,你有政治責任,你有沒有想過,ECFA會帶給我們這個社會多大的社會成本、政治成 本?身為一個領導人,你難道只是聽商學大師的講法嗎?如果這樣的話,我們為什麼要選一個總統呢?」這是很精警的一段話。

馬的經濟政策大體上 沒錯,他更指出,當年台灣成功抵禦了加入WTO後開放市場帶來的衝擊,所以今後簽訂ECFA也能頂住並消化衝擊,進而享受到好處。這個道理說得通,不過, 好的經濟政策不只必須在本身道理上成立,還得有完整而明確的補償配套,讓那些直接受政策副作用所害的人群能夠吞下苦酒;再就是得兼顧政策對政治大局的影 響。

經濟理論本身是不大講政治的,那些大師都不會管台灣人要搞什麼捍衞國家主權,商人在商言商,更很少執着於楚河漢界,都是所謂純經濟觀 點;大陸要統一台灣,經濟手段飽含政治動機,但說話完全中性不提政治,和那些學者商家差不多。馬英九想教育人民以推動開放,引述學者和商家的純經濟觀點, 綠營群眾難免「捉錯用神」,認為總統與大陸一鼻孔出氣;馬既露出軟肋,蔡英文於是一擊中的。

蔡英文顯示專業知識

不 僅如此,蔡更顯示專業知識,進一步引述一位貿易實踐領域裏的權威人士—現任WTO秘書長Pascal Lamy 的話:「政府有責任處理貿易帶來的利益分配問題,如果貿易開放的利益是集中在少數權貴及既得利益者身上,卻增加了社會成本,就失去了政治的正當性。」 Lamy不是什麼經濟學大師或大商賈,但他這話說得比較全面,反襯馬的觀點過分偏狹(這令筆者想起香港一些體面人物原先常說的「香港是經濟城市……」,後 來卻給北京領導人改正了;香港不僅僅是經濟城市,也要解決政治問題)。

談到開放貿易帶來貧富懸殊,蔡順帶將了香港一軍,指香港受大陸因素影 響特別是在CEPA出台之後,貧富不均現象惡化了。這其實反映很普遍的問題。幾年前,哈佛大學的波特說過,荷蘭幾百年前已經開始搞「全球化」,產業遷移境 外,外國產品大量進口,但荷蘭走的道路,就是擴大財富重新分配,發展出新的社會契約,保持了社會穩定。

馬英九雖然在會前提出了九百五十億元 新台幣的補貼額,但如何得出此數,金額夠不夠,分配給誰,如何分配,馬政府都沒有說明,行將受損的民眾,怎能安於得到一個空泛的數字作保證?看來,馬還有 大量功課要做,而挑出這點,就是辯論的好處之一;筆者希望他的「責成有關部門研究一些蔡指出的問題」之諾,不是賣賣口乖而已。

在談論 ECFA與FTA對台灣的必要性之時,馬不夠專業。蔡提到,馬政府常常說大陸對台灣的關稅有百分之九點幾,但按財政部資料算出的平均值只是百分之一點九 五;因此,她認為,台灣簽了ECFA,固然可降低一兩個百分點的關稅,卻換來龐大的社會及政治代價,不值得。

馬的回應,是找來一個面對大陸 關稅是百分之八的某行業某小老闆作「血肉實例」,並竟然說:「每一個行業都不一樣,平均值意義不大」,那就顯然是以偏概全。還有,蔡英文說,簽了 ECFA,根據WTO原則,台灣必須在十年內開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市場,衝擊太大;馬回應說,不一定是百分之九十,有很多國家是百分之五十也不到;也不一 定是十年,有些國家如尼加拉瓜是十五年,摩洛哥是二十五年。

但蔡的專業知識好,立即指出那些只是WTO對低度發展中國家的優惠,台灣已算是 高度發展,而且企業一向競爭力強,在WTO的談判裏,別的國家肯定不會同意給台灣那些優惠。這是客觀事實,馬無言以對,只能說,到時若更多本地企業有困 難,九百五十億補貼還可加碼。那就有點畫餅充飢了。

主權與經濟須兼顧

當然,馬的辯論表現不是沒有精采處,蔡英 文也因為民進黨執政八年,在開發台灣對外貿易空間事上一事無成,面對馬的一些攻勢,着實難以招架。馬說,過去十年亞洲地區FTA數目激增,從原來的三個上 升到五十八個,同期間,北韓和台灣卻被排除在外,成為亞洲的孤島。「你看看,人家都跑了四五個圈了,我們還蹲在地上繫鞋帶,我們還要等多久啊?」這位慢跑 總統倒是用了一個他熟悉的比喻,效果還好。民以食為天,主權與經濟都要兼顧,民進黨未能做到這點,事實在前,蔡百詞莫辯。

對海內外眾多不是 天天留意台灣經濟動態的人而言,這次辯論提供了很多有用資料。一些論者認為,觀眾立場既定,資料毫無用處,所謂「真理愈辯愈明」,是假的。

筆 者絕不同意這個看法。事實上,「雙英會」之後,島內調查顯示,不少人對台灣的政經處境增加了認識,更有百分之六以上的人改變了對ECFA的態度。

而 且,是次辯論顯示,兩位領導人的民主素養,高於兩黨很多只懂走極端的立法委員、黨員、大老、民眾;兩人在辯論會上的表現縱非完美,亦可作為範例影響台灣社 會,特別是民進黨,因為草根氣質較強,有時給人不講道理的印象,蔡的理性表現可助其優質化。觀乎香港與大陸民間特別是知識界對此次「雙英會」的濃厚興趣, 更可知這個範例的影響顯然超越台灣自身。

然而,這次辯論是否僅僅一場政治秀,真正的影響有多大,還要看雙方今後作為。從另外角度看,這次要 勞煩兩位領導人「御駕親征」,反映藍綠雙方在其他層次的溝通有大問題,需要矯正。那是更艱巨細緻的民主深化,也許和多來幾次「雙英會」一樣重要。

《信報》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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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in Uncategorized by simonkan1018 on 五月 15, 2010

五千年文明史中的三次朝野平等對話

練乙錚

前言:離開《信報》才三個多月,香港已經發生那麼多的事,從最低工資爭議,到溫和民主派爭取 統治者作合理讓步破功,到聽說我的朋友曾鈺成可能變臉,從代表市民當立法會主席改成代表左派當城中最大的機會主義者,真是令我目不暇給,一「評」難盡,何 況還有眾多中國事,世界事。

離任之初,《信報》管理層跟我商量以後繼續在報上寫文章,我當時口快,答應在四、五月份、稍事休息之後,不定期 替《信報》寫一些東西,但現在才知道,重新提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別是,沒有了每天的交稿死線,一篇本來可以十二個小時完成的文章,現在左批右改,磨上 兩三天才脫稿,並不比從前輕鬆。同文崔少明君嘗言:寫難,此話於我心有戚戚然。當然,自由身的好處不是沒有,體裁不限,管理層甚至希望我寫一些個人一點、 軟性一點的題材,不必都是政經評論,便正合我想開發多一些寫作空間之意。

不過,開頭還是政經評論,寫台灣周前舉行的「雙英會」,首先從中華 大歷史角度看此事,然後分析辯論本身,附帶研判其對三地兩岸政治文化的影響。我知道有讀者希望我發表對五.一六選舉的意見;對此次補選我的確很重視,希望 人人不論立場都能投票。民主實踐不會是像伸懶腰般每次都那麼舒服。不過,我既曾表達過我對是次變相公投的正面看法,其後沒有新的觀點和資料,所以這次不就 此題目再寫。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我今後寫文章會偏重不那麼具時間性的題目和角度。

馬英九,給我的印象一向很好,主要是我覺得他對台灣 憲政民主和社會融和有承擔,有時甚至為之付出一些個人政治代價也在所不惜;蔡英文,我曾在一個國際會議上和她同台發言見過面,說話態度理性而有力,合我 「河車」,雖是綠營人物,不是深綠不是淺綠,而是「中綠」,打個折扣之後,當時給我的觀感也不壞。因此,自去年傳出可能有「雙英會」我便一直期盼,上周成 為事實。

事先,馬政府隆重以對,把這次會面定位為總統與最大在野黨主席之間一次公開的政策辯論,歷史意義因之尤其重大。有多大呢?我國五千 年文化道統,這一回算是第三次。筆者今天先介紹一些歷史事實,然後再做比較分析。

首次有完整記錄

國史上的皇帝 或最高政治領導人,在相對強勢底下,主動和有反對背景的在野人士平起平坐討論國家大事,頭一次發生在殷周交替、周代建立之後兩年(元前一零四八年)① ,留給後世的,便是《尚書》〈洪范〉篇,後來成為代表儒家管治思想的典範論述之一。

這篇文章的背景很有趣,《史記.周本紀》這樣寫:「武王 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覺得不好意思),故問以天道。」箕子是孔子讚美過的三位殷(商)末賢臣之一, 曾冒生命危險進諫紂王而被禁錮。武王伐紂之後,釋放了箕子,還親身向他問政。不過,箕子忠厚,身為殷舊臣,不忍言說殷的反面經驗,只講正面的,就是他所謂 的「洪範九疇」。

這個「洪範九疇」到底是什麼個東西?洪即宏;范,指規範、範式;疇,範疇,類別的意思,洪範九疇,即九類重要規範或九條大 法。箕子提的這些治國規範大有來歷;他這樣講:「我聽說,從前鯀治洪水用堵塞法,擾亂了五行,上帝震怒,不把洪範九疇賜給鯀② ,國政因此敗壞了;後來,鯀被流放死,繼承他的是禹,上帝就把洪範九疇賜給禹,治國的常理便定下來了。」

由此可見,這個「洪範九疇」,實在 非同小可;我們再看看班固在《漢書.五行志》裏的一段引述:「……禹治洪水,(天)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于殷, 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原來,古人說的「河圖洛書」中的「洛書」,其內容便是「洪範九疇」;此書輾轉傳到箕子之手,武王問政,箕子便一五一十把「洛書」中 的九條大法即『洪範九疇』傳給武王,後者(或他的史官)把問政因由、經過、箕子傳授的內容大綱及明細,逐一記錄下來,成為《尚書》〈洪范〉篇。這裏,除了 「『洛書』本乃上帝所賜」是神話之外,其餘的,今天的史家大多認為確鑿可信。如此,中華民族的這個石破天驚第一次朝野平等對話,不僅發生,而且完整地記錄 下來了,讓我們在三千多年後的今天輕易可把當時情景準確還原。

第二次高規格辯論

國史上第二次朝野平等對話,發 生在西漢昭帝始元六年(元前八十一年)。那次是一場高規格、高品質的政策大辯論,與事者無論在朝在野都是高級知識分子。會議由當時的輔政大臣霍光出面建 議,昭帝下詔,邀請全國各地有名的賢良、文學六十多人赴京參與(賢良是已取得功名的儒生,文學是在某種學問上有成就的學人,他們不是官吏,而是民間人 士)。

政府一方則由御史大夫桑弘羊領軍,當官方主要發言人,一共發言百多次。秦、漢制:丞相、太尉及御史大夫,合稱「三公」,以丞相地位最 高,御史大夫是D9。其他參與並發言的高官,還有丞相府的屬官丞相史和御史大夫的屬官禦史,大概是D6左右,各自發言十多次。與此梅花間竹的,就是賢良、 文學那方的百多次詰問、分析和批判發言。

會議的主持人是丞相田千秋,在雙方辯論激烈的時候,由他折中調解。會議辯論的三大問題分別是:鹽、 鐵等的政府專賣政策得失,對匈奴應該懷柔還是應該強硬,應該以德治國還是以法治國;三者以頭一個影響民生最大、最為關鍵,因此後世把是次會稱議為「鹽鐵會 議」。(改幾個字眼,此次會議三大議題不也是二十一世紀中國的重大政治議題麼!)官方辯論團隊由桑弘羊帶頭,最能聚焦,因為大部分有關的經濟政策都是他在 當大司農之時倡議制定的,儘管會議召開之時,他已升作御史大夫,管監察。

會議可分作兩階段,前段是正式辯論,結束之後,因為大家覺得言猶未盡,所以在賢良文學要離京辭行之時,雙方又進行非正式辯論;據發言記錄看, 後段也有前段一半長,可見官方的態度很認真,並非敷衍了事、儘快草草收場那種。

這次會議的背景也應該介紹一下,因為當年的鹽鐵專賣之辯,在 今天中國也有很直接的現實意義。大家知道,漢之前是秦,秦是推行中央集權制的,政府什麼都管,連學校也是官辦,在這種體制之下,國富民窮實屬必然;漢初行 黃老之道,予民休息,無為而治,經濟很快恢復。

但是,後來天下砥定,漢武帝即好大喜功,不僅要征匈奴,還要擴版圖,政府開支日增,於是便推 出國家專賣政策,對「關鍵行業」如鹽、鐵的開採和相關的製造業實行國家壟斷,並設平准均輸官,保證官庫充實。相對漢初的黃老之道,漢武帝搞的是「國進民 退」,於是又出現秦亡之前的國富民窮現象,民間反對之聲日烈,霍光輔政,不能不正視這個重要矛盾,於是就有了那次「鹽鐵會議」。(其實漢武帝駕崩之前三 年,對過去自己的好大喜功作了檢討,並下達「輪台詔」,改變內外政策,回歸舊法;在他身後,朝廷裏遂有兩派意見,此亦與日後召開「鹽鐵會議」有關,但統治 階級內部路線鬥爭非本文討論重點,表過不提。)

中共國富民窮之議不絕

昭帝死後不久,宣帝繼位,郎官桓寬根據詳 細會議記錄編成《鹽鐵論》一書傳世,堪稱不朽。這段西漢歷史背景,與中共掌政六十年經過若合符節:毛搞秦政,之後的休養生息不與民爭利的政策,最近幾年來 已逐步改變,以致「國進民退」、「國富民窮」之議不絕,但中共是沒氣量沒法子搞一次像西漢「鹽鐵會議」那樣的朝野大辯論的,有些敏感如「現今的匈奴問 題」,更是無人能碰。

國史上,當然還有其他當權者與有反對派辯論的事例,如南朝齊武帝時,朝廷事佛,無神論者範縝作《神滅論》,與當權派展 開激烈論戰,更在竟陵王蕭子良的宴席上大言「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否定因果報應說;雖然只是哲學之爭, 但朝廷欠缺應有氣度,後來的梁武帝更欽定《神滅論》為異端而把範縝流放,因而不成為正面事例。

此外,統治者因形勢不妙而與反對派接觸談判的 事例更多,但也不能與前述二事相提並論。中共開國之際,與民主黨派搞「政治協商會議」,但很快一改與兄弟黨的平等關係為「中共領導之下的多黨合作制」,協 商淪為騙局,就更不是在本文討論範圍。

話說回頭,我們現在可以拿台灣「雙英會」與五千年國史上的僅有兩次朝野文明對話作一些對比。

武 王與箕子之會,主角之外,大概還有隨從、秘書等在場,但對話基本上是單對單,而且說是對話,其實是武王向箕子請益,滔滔不絕說話的是箕子。可以想像,這兩 位大人物之間,就殷周興替之事,可辯之處多的是,但那次會面完全沒有辯論,對後世而言,實在是一大憾事。然而,其不朽意義在於體現王者氣度:一位開國之君 沒擺架子,不趾高氣揚,而是心懷謙卑地向一個亡國之臣請問治國之道、正反經驗,實在難得③ ;我們很難想像一九四九年的毛澤東會那樣找上胡適的門。

「鹽 鐵會議」和武王箕子會不同,其格局前面提過一些,不是一個單對單的閉門密會,也不是一個單向交流,而是一次下了詔書、全國知道的具體政策大辯論,不設政治 底線,借用一個印度佛教語詞形容,就是一次言論絕對自由的「無遮大會」。

看《鹽鐵論》記載,可知這次辯論的確激烈,觀點尖銳,指控不留情 面,但是辯論的雙方依然很有風度,絕無人身攻擊,官方更沒有表演虛以委蛇或打官腔滑不溜手等惡習;御史大夫桑弘羊多次被言之有物、詞鋒犀利的賢良、文學迫 得詞窮理屈,但也沒有惱羞成怒拍桌罵人,頂多只是「勃然作色、默而不應」,甚或「撫然內慚,四據而不言」。

會議開過之後又怎麼樣呢?首先, 當時的政府,沒有幹像中共搞「鳴放運動」之後大舉反「右」的那種「引蛇出洞、秋後算賬」敗德事;相反,霍光更給所有參加會議的民間人士封一個「列大夫」的 爵號,那是很高的榮譽。事後,朝廷的政策也有改變,儘管鹽、鐵、均輸等官營事業沒有廢除,但郡國酒榷和關內鐵官都取消了④ 。這應該算是不錯的結果,我們亦可從中看到當時朝廷的氣度。

「雙英會」更進一步

「雙英會」與史上兩次朝野對話 有同有異而在某些方面更進一步。和武王箕子會一樣,雙英對話是單對單;和「鹽鐵會議」一樣,也是一次事先公開張揚的具體關鍵政策大辯論。一個明顯不同處 是,雙英對話全過程向人民、向全中國乃至全世界即時公開。

更重要的一個不同點則是,史上前兩次對話,在野一方沒有組織,勢孤力弱,不是單人 匹馬就是散兵游勇,面對朝廷之際,只有道義或輿論力量,換作是有組織的反對勢力代表,朝廷能否依然以禮相待,我們無法知道。

但是,「雙英 會」中的蔡英文是最有實力的反對黨的領袖。對這種有組織背景的人物,五千年來中國當政者從沒有過以平起平坐之禮相待而與之公開論政。⑤ 由於這點不同,「雙英會」的格局比史上兩次朝野文明對話更高,亦即是史無前例的。

不成傳統 惡質變態

史無前 例,反映頭兩次朝野文明對話並未在其後兩千多年裏形成傳統而有所提升;形成傳統並登峰造極的,不意竟是相反的野蠻做法。筆者舉兩個例子說明這點。

例 一、《史記.平准書》記載:漢武帝下令以白鹿皮製幣,九卿之一的大司農顏異未表贊同。有訪客與顏異談新幣使用不便,「異不應,微反唇」,顏異沒回應,只是 嘴唇輕輕動了一下。張湯知道了,「奏當(控告)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沒正式表達意見但肚子裏反對),論死。自是之後,有腹非之法比。而公卿大夫 多諂諛取容矣。」張湯是有名的酷吏,在太史公的《酷吏列傳》裏上了榜。這種聽起來像天方夜譚的故事,「前三十年」不必說,到今天還是有。像最近重慶黨委厲 行打黑,抓了一名被告的辯護律師李莊,控以教唆被告欺騙法庭罪,初審罪證之一就是有人看見李莊在法庭上向被告打眼色。⑥

例二、秦孝公用商鞅 變法,起初遭人民反對,強制執行之後,做到全國路不拾遺、盜賊匿迹,於是有當初反對的人出來說話支持新政。按常理,這些人應該是政府求之不得的政策宣傳活 樣板,但商鞅怎樣反應呢?按《史記.商君列傳》記載,「衛鞅(即商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于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昨天反對今天贊成,難保 你不會今天贊成明天反對,所以不管你贊成還是反對,說三道四就是罪,犯者封口、趕絕。這也不奇怪,隨便找一個六四鎮壓的轉軚死硬的支持者,讓他到大陸天安 門去高調擁護一下,保管也進公安享受行政拘留。

可見,國史上有當政者邀請在野人士平等論政的零星事例,但不成其為傳統;傳統有的是相反那 種,根深蒂固,而且有各種惡質變態。於是,放在大歷史脈絡看,台灣「雙英會」更顯其可貴,但能否形成優良傳統造福華夏,還未可知。因此,我對馬英九領導的 國民黨是有期盼的。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一:武王伐紂準確年份是所謂的斷代史問題一 部分,近年基本上解決;內地學者李學勤有深入論述。

註二:這兩句的原文是「帝乃震怒, 不畀洪範九疇……」畀音比,給的意思,粵語常用字之 一。

註三 武王這樣說:「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騭音 質;粵語「陰騭」一詞取反義。彝倫攸敘,指常道秩序。武王的態度的確誠懇謙卑。

註四 酒榷,即國家對酒類的專賣,榷即獨木橋,借作壟斷之 意。鐵官是國家官僚,壟斷鐵器鑄造。

註五 九四五年的蔣毛會、四六年的政治協商會議,都是暴力鬥爭之前的談判,性質完全不同;之前的國共合 作,頭一次是蘇共壓力產物,第二次是外敵當頭,蔣介石被逼與共產黨妥協,槍口對外,性質亦不同於本文討論的朝野對話。

註六 見中南政法學院 教授范忠信文章《李莊案的法理和倫理反省》

《信報》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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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春風喚不回‧‧‧練乙錚

Posted in Uncategorized by simonkan1018 on 一月 24, 2010

監修按語:

子規夜半猶啼血,不信春風喚不回!

原詩不是「春風」,而是「東風」,但我就是覺得,「春風」,更好。

練乙錚令人想起「化雨春風」,雖然他其實是「口吃電車男」。

很羨慕這個電車男竟然有那麼多粉絲,而且大多是女孩子。例如今次,就有「信報四朵金花」為他傾情獻技,叫人想起「衣裝奇女子」香奈兒(Co Co Chanel)包起「樂壇畢卡索」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

雖然當事人一點也沒有想過要,但,一切,都是應得的。

練生的辦公室裏有一張被冷冷的銀色畫框框起來的黑白海報,海報上有一對小小小情侶,看來都不超過四歲。

那對小小小情侶肩並肩佇立在海邊,背著我們,向著大海,欲動,未動,因為,在二人的腰前,橫亙著一條比他們的大腿還要粗的鐵鏈……

那張海報的名字是——YOUNG DREAMS!

他沒有帶走那張海報,留下眾數的「青夢」。

還有幾多人會講真心話?

八十後議題鬧得沸沸揚揚,波及練生。上周在他辦公室出現了兩個八十後青年。兩人早前因不滿練生撰文觀點,寫信來報社質疑,練生遂主動邀請他們來大發偉論。

兩個月前,練乙錚告訴我們一班小記:「我寫到一月就不寫了。」那刻腦袋突變空白,繼而想到的是:「沒有練生,香港,還有幾多人講真話良心話?」

回到一九九七年六月四日,時任《信報》總編輯的練乙錚疾書《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成為不少老讀者難以忘懷的一篇哭斷腸社論。事隔十二年,練生淡然說:「我寧願沒有寫過那篇文,多麼傷感的文字,寫來做什麼?」

翌年,練乙錚離開《信報》老總房,轉投政府任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及至○三年七月一日,他坐在維園那雙堅定眼神被攝入鏡頭後,就無奈地離開下亞厘畢道浮桴兩年。

練生記得,○六年底開始,不斷收到林行止夫婦邀他回巢,他卻十五十六:「那時擔心轉手後新管理層的立場和對言論自由的看法,不放心。」

「結果○七年中,我從林生林太口中得悉賣盤是最好的決定,於是我跟母親說,她就叫我回來。」說來,各位練生粉絲得要多謝練老太。

今時畢竟不同往日,今日主流媒體批評政府及權貴的道德勇氣顯得弱不禁風,偏偏練生最介意大人物亂說話,眼見某高官胡言亂語廢話連篇,他總忍不住要拆穿其腹中懷有鬼胎。漸漸地,練乙錚的「香島論叢」專欄成為小島上難得的「敢言」角落,政黨學界紛紛引述他的立論,難得練生有個堅持——不吃官場賣賬飯局。

練生如何看待部分傳媒的自我審查?「那不是壞事。」吓,什麼?「我們的社會,很難做到百分之百沒有自我審查的。我們比起國內,仍有獨立的空間已算好。」

「不要忘記,部分傳媒人是打工心態、不是博炒。他們有家庭,仔細老婆嫩,又有供樓壓力,總不能對他們要求太高。」

「我的處境,比很多人自由,沒有經濟包袱,也沒有養家重擔。」練乙錚對大家套在其頭上的光環不以為然,沒把自己說成「捍衛香港新聞自由英雄」。

「我們很難要求每個人講真話,只要不講大話就可以,真話說多與少,每個人都有考慮。偏幫政府的,若底線是不說謊話,選擇性講真話,也可理解。」

真真假假,練乙錚又寫了幾多真、幾多假?「我不敢說自己寫的是百分百真理,也不覺得自己是社會的opinion leader (意見領袖)。我的工作,只是給讀者展示不同資料參考,我的結論隨時也可被推翻,也歡迎讀者推翻。」

我想起那天看到練生和八十後對話的一幕——社會又有幾多所謂才子文人,願意打開胸襟包容群眾?大概只有練乙錚——追求真話的人卻從不相信自己的觀點乃真理,才能如此坦蕩。〔by盧曼思〕

我令練生整夜沒睡

練生的文章是沒話說的。正是在深厚的學術根底、嚴謹的經濟和政論分析包裹下,才愈突顯其有趣之處。

這位中年漢,自言身高有五呎十又四分之三吋,體重徘徊在一百五十四至一百六十五磅之間,身上不留一塊贅肉。出席公開場合時西裝筆挺,風度翩翩。但其餘大部分時間只穿著洗得泛白的T恤長褲,夏天穿涼鞋,冬天也穿涼鞋,內加一雙襪。不管春夏秋冬,提一個環境局出品的環保購物袋,出入北角工業大廈。

每晚凌晨一、兩點,他捏著手稿來回奔跑於辦公室與排板房之間,「卟卟卟」地在狹窄的走廊穿梭,平添緊張假象。交妥文章後,便會在電腦前待到通宵巴士差不多抵達,才又「卟卟卟」地跑到電梯間,然後不時走掉了車。

看過《浮桴記》的讀者都會知道,練生在九龍華仁唸至中六,後來取了獎學金放洋美國,從此不脫留學生習性。在報館工作時間緊逼,他習慣煮一大窩餸菜,在雪櫃冰著,一星期幾天靠「翻叮」同一款餸菜過活。

這位中年漢,在北角體現苦行僧生活。在《信報》近八百天以來,沒空預備飯盒的日子,例必著我們幫忙買羅漢齋飯,走味精,風雨不改。

樓下「潤記」特制的走味精羅漢齋飯,實質就是醬汁全走。乾巴巴的羅漢齋病奄奄地躺在白飯上,叫人胃口大減。最初,大家以為他追求健康,才剔走味精這種邪魔外道。曾經有那麼一次,餐廳忘了走味精,翌日練生一貫很和善的苦笑著說,一整晚都不能睡,眼光光的,起床後暈頭轉向。

後來,文化版女同事提議練生的粉絲(以女同事居多)研發味精香水,當他走過時就擠一下,營造個人魅力將練生「迷倒」的效果。

練生的可愛處還在於,一旦離開「硬知識」範疇,他會反過來不恥下問。例如,他會突然佇立在我跟前正經八百地問,「『援交』是什麼意思?」雙眼發放尋根究柢的光芒,令你感受到,他活在一個相當有趣的世界,不管那是「豔照門」,還是共產黨八股論食品含毒事件新聞報道規範哲學,只要來了癮頭,他都會照單全收。〔by雲翔〕

〈林行止專欄〉瞥過就算

「我有三分之一是保守,三分之二以至二分之一是前進!其餘是中性,無可無不可!」

果然是練生!

練生寫政論文章一絲不苟,只要看過他每篇文章後段常常有一段註釋,每個註釋都要用小號羅馬數字再加圓圈包着,以至晚上離開報館在地鐵車廂碰到他,他總是執起文章初稿再三審閱、斟酌標題,以為早已窺一二。殊不知,說起個人思想,他亦如是,而且還可以用數理量化。

說保守,在香港的政治生態中彷彿是病毒、是腐敗的同義詞,說不得。然而練生卻沒有這個包袱,皆因他認為「保守不一定壞,看你要保守什麼吧!」他說,他對古老、古舊的東西有興趣,也尊重往昔的一些價值,「這可能跟年紀、跟自己閱讀有關吧!」想起曾見他捧着《淮南子》看,大抵也是他的閱讀興趣一部分。而他喜歡芭蕾舞,也是偏愛古典的那一種。可是,說起近日年青人的二十六步一跪,他卻是挺欣賞,原來當中被他看出有古典味道,「令我想起西藏朝聖,對宗教虔誠的表現!」

保守不一定壞,「但純保守則變得可怕,一如只有前衞是不可以的!」他想了想,總結自己的政治心態存有兩股力量,一是保守,一是進步主義,而在前進的又佔較多一點部分。

然而,說到底,是保守還是前進,政治立場始終並非於他政論的主要賣點。他說,最理想的政論文章不是要表達立場,而是要讓「事實、邏輯來下結論,不用太多情緒、主觀的意見」。

而他寫文的時候,花時間看的也是看資料與數據。至於其他人的評論文章,諸如林行止先生的專欄,他看的主要是無關時事的議題,倘若談的是時事分析,他只會瞥過就算,一如他也甚少看別人的時評以至當代人的評論,因為不想人家左右自己的看法。

「未必是人家說的不對!」練生說,他只怕看得人家東西太多,自己可沒時間發展自己的想法,「這是資訊時代的思想陷阱!」

「物理學界十多年前有一個討論,就是互聯網後的學術界思想會否齊一化了。」以前沒有互聯網的世界,資訊是好隔絕,這間大學跟另一間大學學者只可每半年或一年開會互相交流,或者透過彼此書信往來互通消息,其餘時間都是各自各的「閉關」研究,「牛頓就是自己諗諗吓,古怪就出咗來!」

「可是,現在資訊太發達,新的想法、好的主義一出,便好多人跟着,然後做擴充性研究,好多人注意力都去了那裏!一旦不跟從,又好似落後了。這情況令到一些人本來可以找尋原創性,在受到壓力之下也變了要跟從!」

「普通一個人,你唔俾咁多資訊佢呢,佢會諗!好似我老竇為例,他不是受很多教育,只是唸到小學五年級,但佢咩都有諗法,佢又唔係特別聰明或者好思想性,但係好簡單一件事或者產品,佢有佢的看法。」

因此,練生說他看書、寫文章,會「好刻意、好自覺地有時『關』埋一啲嘢,不參考人家看法,保守自己的原創性。」

這豈不是要從資訊爆炸年代,「局部地」時光倒流回到從前?難怪練生說他是愛古舊的東西。看他往昔每天坐在自己房間內,不到傍晚不開燈,一個人靜靜的在看、在寫,或擱起二郎腿來一個人在思考着,看在門外俗世人如我眼裏,就像是世外高人武俠小說中閉關修練一樣。

這一「關」,大抵是他保守的一部分,也是他的一份堅持──對獨立思考的一份保守和堅執!〔by江麗芬〕

要寫就唔驚得咁多

近年,Spin Doctor在香港傳媒界橫行,化妝的對象由跑前線的記者、報館老總,甚至專欄作家不等,務求以一切政治公關手段,達至操控新聞報道的目的。

不過,本着「唔去就唔會被spin」的心態,練乙錚的做法是謝絕一切應酬,即使是報館的管理層會議,也只出席過一次。相反,大學的講座、記協的分享、《信報》舉辦的動筆動思考等活動,他都樂意參與(擱筆後,練生短期內也不會太悠閒,主要會到學校巡迴演講。)

我的親身經歷是,前廉政專員羅范椒芬○七年中退休後,年底就參與港區人大選舉。一般規定,首長級人員、政務主任、新聞主任及警務人員都不可以參選人大,但公務員事務局卻迅速作出修改,被質疑是專為羅范椒芬「度身訂造」。

練乙錚也就事件發表評論。

某天,負責接待的同事收到來自羅范椒芬的電話,詢問練乙錚是否要接聽,由於我的座位在其附近,因此聽到他一口拒絕,更毫不猶豫地補充一句,如果對方再來電,就說我正在忙吧。事後與他聊天時提及事件,他說雙方是頗熟的朋友,但由於是敏感時期,暫時不與對方接觸是較合適的做法。問會否擔心得罪對方,練生說「唔驚得咁多」,然後繼續寫作。

他一般都會在午飯過後回到辦公室,坐在那不到黃昏不開燈的房內,看報紙、上網看香港及國內的新聞,一邊找資料一邊找故題,累了就瞇上眼睛稍休。大約在三點鐘左右,題目初定,然後再找資料「十卜」(support),晚上七及八點才會開始動筆。由於不懂中文輸入法的關係,他非常傳統地要寫在格仔紙上,每寫完一版就交給打字員,大約十二點左右才可以交齊手稿。打字員把手稿打成電腦稿之後,再交回練乙錚校對。

練生強調,一些沒有資料或理據(support)的論點一定不會亂寫,例如好多人都說特首曾蔭權是奴才,但因為沒有證據,所以他都沒有評論這一種說法。

日復一日,練乙錚每天都與時間競賽,有時很想就某些題目靜下來沉澱一番,但往往無時間,兩年下來,他真是很想休息,決定擱筆。

很多讀者都有不捨,但理解其每天生活的人,心中更多的是不忍留人。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張文光正是後者,他曾經是練生的學生,也是忠實讀者,在得知對方擱筆之後,第一句說話是:阿SIR,唔留你啦,因為我知道你好辛苦!〔by陳慧玲〕

曹仁超:無人能代練乙錚

練乙錚兩年來的辦公室鄰居,是《信報》董事曹仁超。曹Sir跟練生相識逾十年:「記得練乙錚九七年當總編輯時,社評選材不太貼新聞,因為他是學者,追市不夠貼。由於截稿時間快到,我有時替他乾着急,唯有不時push下佢。」

兩年前,練乙錚回《信報》任主筆,曹Sir就豎起姆指大讚:「好正!不單出色,而是excellent(卓越)!練乙錚完全發揮到學者功能,提供深入、透徹、冷靜的觀點,影響讀者思考。今天的香港傳媒,就是缺乏他這樣有深入分析力的主筆。」

「兩年來,練乙錚不但提升了《信報》的社會地位。這次我對他的離開,感到很傷感、惋惜及不捨得,因為練乙錚已是無可取代。」〔by盧曼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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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in Uncategorized by simonkan1018 on 一月 18, 2010

終於都到最後一篇, 練先生就此卸下主筆一職. 前幾星期, 練先生上了家豪會客室做訪問, 才知為寫一篇文, 由收集資料到成文, 每天練先生都用了近十二小時的時間, 而且由星期一到六, 猶如每天交一篇大學assignment, 也難怪先生現在會覺得是一種解脫.

周而復始 又苦又好

練乙錚

我在本欄以本報主筆名義寫的最後一篇評論,是上周六那篇〈評港澳辦關於五區公投的談話〉 ;今天提筆,是向讀者道別。主筆之稱太沉重,掛此名第一天便覺如此——活了大半輩子,還不能「代表」自己麼?所以,這個專欄創設之初,只有作者姓名,不示「銜頭」。如此,兩個月後,在一個董事會後飯局上,女東主因我還未「進入角色」,向我提抗議,我受人二分四,拗不過,只好照辦,但心有不甘,遂請設計組的同事把「本報主筆」四個字縮小兩號、再加括弧,才放在欄目下面,阿Q地自以為好過點。從今天起,如釋重負。解放了,自由了。但是,憑良心講,《信報》的主筆,敢說是世界上最好當的主筆;由頭到尾,東主和管理層沒半句說話跟我「討論工作」,除了有一次找我吃飯,問我可否每天多寫一兩篇。我喜歡寫作,但沒有「剩餘能力」。

文思有時而窮,幹了兩年零兩個月(比本來答應公司的多了兩個月),我這個「五十後」退下火線不戀棧,時間選得正好,因為香港年輕人已經起來了,完全有能力逐步上位,在各行各業接好班,包括評論界。明天起,我空出的篇幅不算少,本報老總往後物色作者,一定不會忽略初露頭角的「八十後」。事實上本報前不久開辦的時事寫作訓練班,長遠而言便包含發掘一批年輕人接棒的意思。社會轉型之際,風起雲湧,年輕人身處其中,有所體會,定會多想多寫多表達;此機不可失,筆者對文字工作的興趣,便始自七十年代一系列社會運動。

有些讀者會關心︰離開了《信報》,今後日子平淡怎麼過?答案是,除了親情常事,最在乎的,不外學問與遊歷。填補知識面上缺陷之餘,還想到外國學習語文;這些年來,總希望有一天能用原文通看塞爾班特斯、歌德和芥川龍之介的作品。當然,還有太多的興趣和課題想去鑽,不少是以前嘗試過,卻沒有時間繼續追尋的。我是個容易沉迷的人,喜歡上的東西,一頭鑽進去,不能自拔,箇中樂趣,非外人能道。三十多歲的時候迷古典音樂,還是個馬勒狂,有關他的著作、傳記、手稿,不知看了多少種;他的音樂,我只要聽到其中一個小節(bar),便知出自哪個作品哪個樂章,熟悉如此。我的博士論文沒寫很好,此是原因之一!四十多歲的時候,迷上芭蕾舞,學校圖書館裏那幾十套光碟都給我看「穿」了,並特別喜歡Prokofiev/Nureyev的《灰姑娘》(由Sylvie Guillem和Charles Jude領銜主演的那個版本;大家真的要到網上找這兩人的舞姿看看,擔保上癮;後者是一位法越混血兒)。那時因為做研究壓力大,才打消了老朽學芭蕾的可笑念頭。這幾年又迷Henry David Thoreau的書,那是「舊情復熾」,但沒多少時間看,因為得天天寫文章…。我想,大凡沉迷一件事物,人便像害高燒,就是後來放得下,也像大病一場之後的虛脫;好的東西像燒光碟那樣燒到心靈裏,一生受用不盡。大家看到,我想起這些東西,愈想愈興奮,幾乎忘了自己在讀者面前是個寫作人。以後還寫不寫?寫什麼?

航海世界據說有這麼一個傳統。老水手退下來之後,拿一根船槳往內陸走,走啊走,直至有一天有路人好奇地問他︰你肩上那塊怪模樣的木是啥東西?老水手於是知道離海夠遠了,可安然放下船槳,蓋小屋子過安逸生活。寫作之於我,還未到那個地步,不過,要休息一段時間,做點別的事兒,卻是既定想法,期間如非必要,不會執筆。我仰慕林行止先生寫評論健筆數十年如一日,但自知沒有那種德性和能力。之後會寫些什麼,現在很難說。評論文章也許少寫,因為多年來都希望嘗試別類寫作,但具體寫什麼,到今天還不清楚,像貝羅的雨王韓德森一樣,當初心裏不停燃燒着一個慾念——I want! I want!…,卻完全不知道自己渴求的是什麼。

世事真如易經中的卦。這一回,於我是第六十三卦,「既濟」。濟,是渡過去的意思;既濟,就是說,一個階段完成了。卦辭為︰「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大意是說,既濟了,小的方面亨通,應該從德行事,但前階段完成了,新目標又在眼前,穩定局面又在行進中打亂。「既濟」之後,第六十四卦是「未濟」;還有水未渡過,事情沒有完結。生活便是這樣周而復始,變得豐富,因而又苦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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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in Uncategorized by simonkan1018 on 一月 16, 2010

評港澳辦關於五區公投的談話

練乙錚

有關五區公投的辯論,愈來愈有意思。前一階段,支持和反對雙方,就「到底是不是公投」、「什麼條件滿足了才算是公投」,有激烈爭議,吵得面紅耳熱,還是沒有共識。舉例說,有人認為,如果當權派不應戰,社、公兩黨參選人在無對手情況下低票當選重返立法會,則補選意義大於公投,甚或公投意義等如零;如此等等,總之意見十分分歧。特區政府立場很清晰,一早申明:這不是公投,是補選。不過,昨天港澳辦高分貝加入戰圈,正式指摘「個別社會組織」推動五區公投運動,從根本上違背基本法。港澳辦此舉,無疑替懸而未決的「是否公投」爭議一錘定音:是公投!

港澳辦說:「公投是由憲制性法律加以規定的,是一種憲制性安排,具有特定的政治和法律含義;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沒有規定公投制度,亦無權創制公投制度。」按此,在香港搞公投,當然不符基本法。港澳辦指摘社、公兩黨,正好顯示它認為這兩個黨搞的是公投,不然港澳辦用不着反對,就算反對,用的也只能是其他罪名較輕的理由,如林瑞麟說的浪費公帑等。港澳辦這個立場,剛好與特區政府及其本地支持者的看法相反,難免會讓這些人感到尷尬,甚至當權派能否派人競選,現在也成問題——怎可以參加違法活動呢?好在,港澳辦的說法站不住腳,因為它混淆了「形式」和「實質」的分別。

社、公兩黨這次搞的「所謂公投」,形式上當然不是公投,只不過是一次五區補選,港人不同觀點之間的爭拗,是想搞清楚社、公兩黨的行動,是否具備公投的一部分實質,亦即能否從補選結果中清晰得出「市民要求儘快雙普選、取消功能組別」這個政治結論。然而,就算補選的結果清楚表達這個訴求,其功效也只不過是道義上的,頂多只構成對特區政府及中央的一個輿論壓力,卻並不具法律效用,這點香港人完全清楚,實在用不着港澳辦發言人強調。而且,社、公兩黨的動作,因為形式上不是公投,並沒有違反基本法,故港澳辦的「違背基本法」指控,完全不成立。

事實上,在香港,有資格搞公投因而違反基本法的,理論上只有特區政府。人民團體便是打正旗號「搞公投」,無論搞得多徹底,也只能算是一種民意調查,談不上違法,除非(一)法律連民意調查也不容許,或者(二)特區立法會通過具體立法,不准搞大於某一規模的抽樣調查;但如果要立那樣的法,便是天大的笑話——那有政府害怕民意到了那個地步的?而且,基本法可說是香港的憲法,憲法是用來規範政府行為的,「特區沒有剩餘權力」,也僅指特區政府行為而言;政府卻不可以把人民(個人或團體)告上法庭,說後者違反憲法或基本法。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包括中國政府在內,膽敢控告人民違憲——那樣會鬧笑話。政府只能通過具體立法,闡明憲法中的人民權利界限,人民如果違法,是違背這些具體法例;然而,香港的具體立法裏頭,沒有說不可以作「形式上不是、而實質上可能是公投」的政治行為,因而是可以的,具體法律不存在「剩餘權力」問題。

此外,港澳辦還指摘「一些人…公然挑戰…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這也站不住腳。首先,五區公投的議題,已由社、公兩黨定作「儘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因為沒有指明年份,並不違反人大常委會的任何決定。其次,人民團體「挑戰」憲法或立法組織的一些決定,在一個開放社會,完全是允許的,社、公兩黨作出挑戰,港澳辦完全不應用「蓄意」,「公然」等充滿敵意且暗指違法的字眼去描述這種合法行為。只有在極權社會、黨國有絕對權力的地方如中國大陸,這類字眼才勉強派得上用場,拿來香港用,大多數香港人反感,筆者亦有些反感。

最後,港澳辦還說,「挑戰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只會引發爭議,損害來之不易的良好(經濟和社會穩定)局面」。這個說法亦嫌牽強。進行有關政制的爭議,不見得會破壞良好社會局面。香港八、九十年代的中英爭拗,並沒有影響香港經濟,相反,那十多年是香港經濟發展最旺盛的時期。反過來說,中國大陸在「一言堂」年代,社會經濟發展都不是最好的。社會局面不穩定,有其他原因和議題導致,政制爭議包括對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挑戰,就算涉及示威遊行,也不過是紙上談兵,並不影響經濟。香港○三年那次五十萬人大遊行一過,市民出了一口鳥氣,心情稍稍舒暢,經濟反而馬上回升了。

至於港澳辦說:「關於香港政制的發展問題,無論大家的意見、立場有多大的不同,我們都必須嚴格按照基本法所確定的程式辦事,而任何偏離基本法所規定的程式的行為做法,都無助達成社會共識」,筆者倒認為是對的,但在五區公投事上,社、公兩黨並無違反基本法或人大常委會決定,反而是港澳辦發言人的指控,好幾個地方過了火位,應該考慮收回並致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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