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囂的二樓

Posted in Uncategorized by simonkan1018 on 五月 15, 2010

五千年文明史中的三次朝野平等對話

練乙錚

前言:離開《信報》才三個多月,香港已經發生那麼多的事,從最低工資爭議,到溫和民主派爭取 統治者作合理讓步破功,到聽說我的朋友曾鈺成可能變臉,從代表市民當立法會主席改成代表左派當城中最大的機會主義者,真是令我目不暇給,一「評」難盡,何 況還有眾多中國事,世界事。

離任之初,《信報》管理層跟我商量以後繼續在報上寫文章,我當時口快,答應在四、五月份、稍事休息之後,不定期 替《信報》寫一些東西,但現在才知道,重新提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別是,沒有了每天的交稿死線,一篇本來可以十二個小時完成的文章,現在左批右改,磨上 兩三天才脫稿,並不比從前輕鬆。同文崔少明君嘗言:寫難,此話於我心有戚戚然。當然,自由身的好處不是沒有,體裁不限,管理層甚至希望我寫一些個人一點、 軟性一點的題材,不必都是政經評論,便正合我想開發多一些寫作空間之意。

不過,開頭還是政經評論,寫台灣周前舉行的「雙英會」,首先從中華 大歷史角度看此事,然後分析辯論本身,附帶研判其對三地兩岸政治文化的影響。我知道有讀者希望我發表對五.一六選舉的意見;對此次補選我的確很重視,希望 人人不論立場都能投票。民主實踐不會是像伸懶腰般每次都那麼舒服。不過,我既曾表達過我對是次變相公投的正面看法,其後沒有新的觀點和資料,所以這次不就 此題目再寫。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我今後寫文章會偏重不那麼具時間性的題目和角度。

馬英九,給我的印象一向很好,主要是我覺得他對台灣 憲政民主和社會融和有承擔,有時甚至為之付出一些個人政治代價也在所不惜;蔡英文,我曾在一個國際會議上和她同台發言見過面,說話態度理性而有力,合我 「河車」,雖是綠營人物,不是深綠不是淺綠,而是「中綠」,打個折扣之後,當時給我的觀感也不壞。因此,自去年傳出可能有「雙英會」我便一直期盼,上周成 為事實。

事先,馬政府隆重以對,把這次會面定位為總統與最大在野黨主席之間一次公開的政策辯論,歷史意義因之尤其重大。有多大呢?我國五千 年文化道統,這一回算是第三次。筆者今天先介紹一些歷史事實,然後再做比較分析。

首次有完整記錄

國史上的皇帝 或最高政治領導人,在相對強勢底下,主動和有反對背景的在野人士平起平坐討論國家大事,頭一次發生在殷周交替、周代建立之後兩年(元前一零四八年)① ,留給後世的,便是《尚書》〈洪范〉篇,後來成為代表儒家管治思想的典範論述之一。

這篇文章的背景很有趣,《史記.周本紀》這樣寫:「武王 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覺得不好意思),故問以天道。」箕子是孔子讚美過的三位殷(商)末賢臣之一, 曾冒生命危險進諫紂王而被禁錮。武王伐紂之後,釋放了箕子,還親身向他問政。不過,箕子忠厚,身為殷舊臣,不忍言說殷的反面經驗,只講正面的,就是他所謂 的「洪範九疇」。

這個「洪範九疇」到底是什麼個東西?洪即宏;范,指規範、範式;疇,範疇,類別的意思,洪範九疇,即九類重要規範或九條大 法。箕子提的這些治國規範大有來歷;他這樣講:「我聽說,從前鯀治洪水用堵塞法,擾亂了五行,上帝震怒,不把洪範九疇賜給鯀② ,國政因此敗壞了;後來,鯀被流放死,繼承他的是禹,上帝就把洪範九疇賜給禹,治國的常理便定下來了。」

由此可見,這個「洪範九疇」,實在 非同小可;我們再看看班固在《漢書.五行志》裏的一段引述:「……禹治洪水,(天)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于殷, 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原來,古人說的「河圖洛書」中的「洛書」,其內容便是「洪範九疇」;此書輾轉傳到箕子之手,武王問政,箕子便一五一十把「洛書」中 的九條大法即『洪範九疇』傳給武王,後者(或他的史官)把問政因由、經過、箕子傳授的內容大綱及明細,逐一記錄下來,成為《尚書》〈洪范〉篇。這裏,除了 「『洛書』本乃上帝所賜」是神話之外,其餘的,今天的史家大多認為確鑿可信。如此,中華民族的這個石破天驚第一次朝野平等對話,不僅發生,而且完整地記錄 下來了,讓我們在三千多年後的今天輕易可把當時情景準確還原。

第二次高規格辯論

國史上第二次朝野平等對話,發 生在西漢昭帝始元六年(元前八十一年)。那次是一場高規格、高品質的政策大辯論,與事者無論在朝在野都是高級知識分子。會議由當時的輔政大臣霍光出面建 議,昭帝下詔,邀請全國各地有名的賢良、文學六十多人赴京參與(賢良是已取得功名的儒生,文學是在某種學問上有成就的學人,他們不是官吏,而是民間人 士)。

政府一方則由御史大夫桑弘羊領軍,當官方主要發言人,一共發言百多次。秦、漢制:丞相、太尉及御史大夫,合稱「三公」,以丞相地位最 高,御史大夫是D9。其他參與並發言的高官,還有丞相府的屬官丞相史和御史大夫的屬官禦史,大概是D6左右,各自發言十多次。與此梅花間竹的,就是賢良、 文學那方的百多次詰問、分析和批判發言。

會議的主持人是丞相田千秋,在雙方辯論激烈的時候,由他折中調解。會議辯論的三大問題分別是:鹽、 鐵等的政府專賣政策得失,對匈奴應該懷柔還是應該強硬,應該以德治國還是以法治國;三者以頭一個影響民生最大、最為關鍵,因此後世把是次會稱議為「鹽鐵會 議」。(改幾個字眼,此次會議三大議題不也是二十一世紀中國的重大政治議題麼!)官方辯論團隊由桑弘羊帶頭,最能聚焦,因為大部分有關的經濟政策都是他在 當大司農之時倡議制定的,儘管會議召開之時,他已升作御史大夫,管監察。

會議可分作兩階段,前段是正式辯論,結束之後,因為大家覺得言猶未盡,所以在賢良文學要離京辭行之時,雙方又進行非正式辯論;據發言記錄看, 後段也有前段一半長,可見官方的態度很認真,並非敷衍了事、儘快草草收場那種。

這次會議的背景也應該介紹一下,因為當年的鹽鐵專賣之辯,在 今天中國也有很直接的現實意義。大家知道,漢之前是秦,秦是推行中央集權制的,政府什麼都管,連學校也是官辦,在這種體制之下,國富民窮實屬必然;漢初行 黃老之道,予民休息,無為而治,經濟很快恢復。

但是,後來天下砥定,漢武帝即好大喜功,不僅要征匈奴,還要擴版圖,政府開支日增,於是便推 出國家專賣政策,對「關鍵行業」如鹽、鐵的開採和相關的製造業實行國家壟斷,並設平准均輸官,保證官庫充實。相對漢初的黃老之道,漢武帝搞的是「國進民 退」,於是又出現秦亡之前的國富民窮現象,民間反對之聲日烈,霍光輔政,不能不正視這個重要矛盾,於是就有了那次「鹽鐵會議」。(其實漢武帝駕崩之前三 年,對過去自己的好大喜功作了檢討,並下達「輪台詔」,改變內外政策,回歸舊法;在他身後,朝廷裏遂有兩派意見,此亦與日後召開「鹽鐵會議」有關,但統治 階級內部路線鬥爭非本文討論重點,表過不提。)

中共國富民窮之議不絕

昭帝死後不久,宣帝繼位,郎官桓寬根據詳 細會議記錄編成《鹽鐵論》一書傳世,堪稱不朽。這段西漢歷史背景,與中共掌政六十年經過若合符節:毛搞秦政,之後的休養生息不與民爭利的政策,最近幾年來 已逐步改變,以致「國進民退」、「國富民窮」之議不絕,但中共是沒氣量沒法子搞一次像西漢「鹽鐵會議」那樣的朝野大辯論的,有些敏感如「現今的匈奴問 題」,更是無人能碰。

國史上,當然還有其他當權者與有反對派辯論的事例,如南朝齊武帝時,朝廷事佛,無神論者範縝作《神滅論》,與當權派展 開激烈論戰,更在竟陵王蕭子良的宴席上大言「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否定因果報應說;雖然只是哲學之爭, 但朝廷欠缺應有氣度,後來的梁武帝更欽定《神滅論》為異端而把範縝流放,因而不成為正面事例。

此外,統治者因形勢不妙而與反對派接觸談判的 事例更多,但也不能與前述二事相提並論。中共開國之際,與民主黨派搞「政治協商會議」,但很快一改與兄弟黨的平等關係為「中共領導之下的多黨合作制」,協 商淪為騙局,就更不是在本文討論範圍。

話說回頭,我們現在可以拿台灣「雙英會」與五千年國史上的僅有兩次朝野文明對話作一些對比。

武 王與箕子之會,主角之外,大概還有隨從、秘書等在場,但對話基本上是單對單,而且說是對話,其實是武王向箕子請益,滔滔不絕說話的是箕子。可以想像,這兩 位大人物之間,就殷周興替之事,可辯之處多的是,但那次會面完全沒有辯論,對後世而言,實在是一大憾事。然而,其不朽意義在於體現王者氣度:一位開國之君 沒擺架子,不趾高氣揚,而是心懷謙卑地向一個亡國之臣請問治國之道、正反經驗,實在難得③ ;我們很難想像一九四九年的毛澤東會那樣找上胡適的門。

「鹽 鐵會議」和武王箕子會不同,其格局前面提過一些,不是一個單對單的閉門密會,也不是一個單向交流,而是一次下了詔書、全國知道的具體政策大辯論,不設政治 底線,借用一個印度佛教語詞形容,就是一次言論絕對自由的「無遮大會」。

看《鹽鐵論》記載,可知這次辯論的確激烈,觀點尖銳,指控不留情 面,但是辯論的雙方依然很有風度,絕無人身攻擊,官方更沒有表演虛以委蛇或打官腔滑不溜手等惡習;御史大夫桑弘羊多次被言之有物、詞鋒犀利的賢良、文學迫 得詞窮理屈,但也沒有惱羞成怒拍桌罵人,頂多只是「勃然作色、默而不應」,甚或「撫然內慚,四據而不言」。

會議開過之後又怎麼樣呢?首先, 當時的政府,沒有幹像中共搞「鳴放運動」之後大舉反「右」的那種「引蛇出洞、秋後算賬」敗德事;相反,霍光更給所有參加會議的民間人士封一個「列大夫」的 爵號,那是很高的榮譽。事後,朝廷的政策也有改變,儘管鹽、鐵、均輸等官營事業沒有廢除,但郡國酒榷和關內鐵官都取消了④ 。這應該算是不錯的結果,我們亦可從中看到當時朝廷的氣度。

「雙英會」更進一步

「雙英會」與史上兩次朝野對話 有同有異而在某些方面更進一步。和武王箕子會一樣,雙英對話是單對單;和「鹽鐵會議」一樣,也是一次事先公開張揚的具體關鍵政策大辯論。一個明顯不同處 是,雙英對話全過程向人民、向全中國乃至全世界即時公開。

更重要的一個不同點則是,史上前兩次對話,在野一方沒有組織,勢孤力弱,不是單人 匹馬就是散兵游勇,面對朝廷之際,只有道義或輿論力量,換作是有組織的反對勢力代表,朝廷能否依然以禮相待,我們無法知道。

但是,「雙英 會」中的蔡英文是最有實力的反對黨的領袖。對這種有組織背景的人物,五千年來中國當政者從沒有過以平起平坐之禮相待而與之公開論政。⑤ 由於這點不同,「雙英會」的格局比史上兩次朝野文明對話更高,亦即是史無前例的。

不成傳統 惡質變態

史無前 例,反映頭兩次朝野文明對話並未在其後兩千多年裏形成傳統而有所提升;形成傳統並登峰造極的,不意竟是相反的野蠻做法。筆者舉兩個例子說明這點。

例 一、《史記.平准書》記載:漢武帝下令以白鹿皮製幣,九卿之一的大司農顏異未表贊同。有訪客與顏異談新幣使用不便,「異不應,微反唇」,顏異沒回應,只是 嘴唇輕輕動了一下。張湯知道了,「奏當(控告)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沒正式表達意見但肚子裏反對),論死。自是之後,有腹非之法比。而公卿大夫 多諂諛取容矣。」張湯是有名的酷吏,在太史公的《酷吏列傳》裏上了榜。這種聽起來像天方夜譚的故事,「前三十年」不必說,到今天還是有。像最近重慶黨委厲 行打黑,抓了一名被告的辯護律師李莊,控以教唆被告欺騙法庭罪,初審罪證之一就是有人看見李莊在法庭上向被告打眼色。⑥

例二、秦孝公用商鞅 變法,起初遭人民反對,強制執行之後,做到全國路不拾遺、盜賊匿迹,於是有當初反對的人出來說話支持新政。按常理,這些人應該是政府求之不得的政策宣傳活 樣板,但商鞅怎樣反應呢?按《史記.商君列傳》記載,「衛鞅(即商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于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昨天反對今天贊成,難保 你不會今天贊成明天反對,所以不管你贊成還是反對,說三道四就是罪,犯者封口、趕絕。這也不奇怪,隨便找一個六四鎮壓的轉軚死硬的支持者,讓他到大陸天安 門去高調擁護一下,保管也進公安享受行政拘留。

可見,國史上有當政者邀請在野人士平等論政的零星事例,但不成其為傳統;傳統有的是相反那 種,根深蒂固,而且有各種惡質變態。於是,放在大歷史脈絡看,台灣「雙英會」更顯其可貴,但能否形成優良傳統造福華夏,還未可知。因此,我對馬英九領導的 國民黨是有期盼的。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一:武王伐紂準確年份是所謂的斷代史問題一 部分,近年基本上解決;內地學者李學勤有深入論述。

註二:這兩句的原文是「帝乃震怒, 不畀洪範九疇……」畀音比,給的意思,粵語常用字之 一。

註三 武王這樣說:「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騭音 質;粵語「陰騭」一詞取反義。彝倫攸敘,指常道秩序。武王的態度的確誠懇謙卑。

註四 酒榷,即國家對酒類的專賣,榷即獨木橋,借作壟斷之 意。鐵官是國家官僚,壟斷鐵器鑄造。

註五 九四五年的蔣毛會、四六年的政治協商會議,都是暴力鬥爭之前的談判,性質完全不同;之前的國共合 作,頭一次是蘇共壓力產物,第二次是外敵當頭,蔣介石被逼與共產黨妥協,槍口對外,性質亦不同於本文討論的朝野對話。

註六 見中南政法學院 教授范忠信文章《李莊案的法理和倫理反省》

《信報》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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