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囂的二樓

Posted in review by simonkan1018 on 二月 11, 2010

這種對未來大勢預測, 多屬廢話. 不是質疑那些理據, 而是一切預測都只不過假設在未來幾十年風平浪靜, 中國能以現況繼續前進, 在20XX年就達到某一階段了. 因為日本失敗, 前車可鑑, 加上幅員遼闊, 中國必定會比日本再走前多幾步, 這幾步之中, 或幾步之後, 中國內部矛盾會在那兒爆發, 才是關鍵. 西方金融泡沫剛剛爆了, 中國自身的濃瘡, 又會何時被刺穿? 整個中國人民那麼渴望移居海外, 那麼多貪官越貪越狠, 就是大家都知道遲早出事, 所有人都在鋪後路, 在最短時間內賺最多的錢, 過左海就係神仙.

大陸人對香港人的態度改變, 看不起港人, 大家都心裡有數. 看見曾特首的奴才相, 實在心中有氣, 港人的骨氣蕩然無存. 雖然我很喜歡鹿鼎記, 但有些時候, 人還是需要尊嚴, 我們不是乞兒.
被內地人歧視, 我倒覺得沒有甚麼所謂, 在港我也會被港人歧視, 不值一哂. 最重要是, 讓世人知道港人不會向任何人搖尾乞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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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三十年的中港博弈
雷鼎鳴

未來三十年,影響香港政治生態的因素很多,但什麼最具決定性?我認為是中國的經濟發展,而不是香港的社會運動或其他的本地因素。

三十年前,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整體經濟仍處於一窮二白階段。當時港人大量北上投資,提供了大部分中國所需的外來直接投資(FDI),把珠三角建成世界工廠,並帶入不少現代的管理觀念。香港那時對中國極度重要。若以GDP作量度標準,用官方滙價計算,二十年前的一九九○年,香港彈丸之地的GDP竟是整個中國的百分之二十五!由此可知,在中英談判期間,中方對香港問題的態度一直小心翼翼高度重視,絕非事出無因。

去年中國經濟增長超額完成「保八」任務,GDP高達五萬億美元,提早了幾個月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其實若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亦即考慮到同一塊錢,在中國買到的商品會比在日本買到的多,中國經濟多年前早已是世界第二。二○○九年香港的GDP數據還未公布,但我們已可輕易估算出香港的GDP大約只等於中國的百分之四點二,若用購買力平價來算,則只稍多於百分之二左右。假設香港突然「陸沉」,中國當然要面對巨大的困難,但卻不會承受不住。中國一星期的生產,已可抵得住香港一年的產量。

香港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性顯然已下降。我在內地的精英界中曾多次聽到一種論調,認為香港的生存基本上只靠大陸,後者的門若開得寬一些,香港便好過一點,反之則無法生存。這種說法我不認同,但卻無法否認以下的事實:若這種思想將來在大陸泛濫起來,對香港十分不利。有次中學校友聚餐,張炳良告訴我,這一代的中央領導人對香港雖仍呵護有加,但他絕不敢肯定下一代領導人是否還是這態度。此點我深以為然,就算對港政策下一代仍能延續,十年後的再下一代又如何?

中國經濟增長被低估

更大的挑戰其實不是現在,而是將來!一九九三年經濟學諾獎得主伏格爾(Robert Fogel)上月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撰文指出,外界遠遠低估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他認為,二○四○年中國的GDP,若以今天的美國物價作標準,將會達到一百二十三萬億美元,等於世界總體GDP的四成,而屆時美國GDP只會佔世界的一成四,歐洲只有半成中國人均GDP,將上升至以今天價格計算的八萬五千美元,仍稍低於屆時的美國。

伏格爾是反共經濟思想大本營芝加哥大學的當代頂尖經濟歷史學家,擅長研究歷史上各國的經濟發展,也十分關心中國,他的預測等於說未來三十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平均每年約在八、九個百分點。我的本行也是經濟增長,我從多種角度考量過他的估測後,認為若無戰爭、革命、天災等重大事故,伏格爾很可能是對的。就算他錯了,「達標」的時間大概也只會提早或延後三數年,在歷史長河中,不算什麼。

美國人不甘屈居第二

世界總產量的百分之四十,三倍於美國GDP的中國經濟實力,對香港的政治意味着什麼?身為中國人,我們當然樂見其成,但其中引伸出的複雜變化,卻不可不察。

自鄧小平以來,中國對外政策一向保持低調,凡事不強出頭,「悶聲發大財」,不承認自己經濟有多強大。但我們可以用二○○六年《大國崛起》電視劇集作分水嶺,中國的國策早已悄悄改變。我在內地精英界近年常聽到的,已是大國如何博弈,怎樣與美國針鋒相對,據理力爭。改變的原因恐怕是繼續低調也無人相信,反不如爭取主導地位有利。我在美國先後住過十七年,深知美國人絕不肯屈居第二的民族性格。如果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總體GDP一年內很可能超越美國,成為當世「經濟一哥」。美國對此絕不會甘之如飴。這好比賽車時,二車距離接近,前車快要被超越時最易生意外。

扶植上海部署「對沖」

從中國政府的角度看,美國製造過「橙色革命」,世界十三個互聯網根伺服器美國控制了十個,隨時可發動網絡戰爭,在未來十多年,不可能不對美國充滿戒心。過去十年美國大部分時間忙於反恐或應付金融危機,在港未有大動作,但中國總會懷疑她「死性不改」,通過香港騷擾中國的發展。假若香港的普選出了個像烏克蘭尤先科的親美特首,中國核心利益受損,可能會毫不遲疑地用《基本法》賦予的權力不接納這位特首。其中引致的負面政治後果中國不會理會,找西方施壓更有反效果。既然把美國看成是博弈對手,怎怕其施壓?

至於經濟上的影響,如在港撤資等,似乎中國政府早有計算。把上海打造為另一金融中心,正是「對沖」的部署。國際資金唯利是圖,資本家現在既願意到「一國」中的上海投資,將來也不見得真的會基於政治原因,不肯到名義上是「兩制」下的香港。外國壓力改變不了香港的政治生態。

按照以上描繪的中國經濟發展軌迹,二十年後大陸的人均收入大約等於今天香港的人均收入,在大城市,這個目標會更早幾年達到。這對中港兩地的人口流動,尤其是高端人才的流動會有深遠的影響。現在香港人移居大陸的比例不高,主要原因是兩地收入差距仍大。十年後情況可能開始急劇改變。在人口互相流動下,「香港人」這一概念可能也變得面目全非。這正如在美國,一般人不會太注意自己是紐約人還是波士頓人。十多年後香港的普選會選出什麼樣的人出來,不易預測。

對民主訴求將上升

未來二三十年,港人是否只能在大國博弈的夾縫中逆來順受、委曲求全?對有進取性格的香港人來說,這是不可接受的。我看形勢倒也不是差劣如斯。我們不要忘記,近年關於經濟增長與民主的實證研究中,雖多有發現民主不見得有利於經濟增長。但反過來看,人民收入上升經濟獨立後,總會希望有更大的自主權,對民主的訴求也會上升,在大陸亦然。

我很難想像,在大陸人均收入升至八萬五千美元後,政治生態仍能不動如山。在此環節上香港有可能—但不是必然—起到利港利國的示範作用,但這要看港人是否有足夠智慧作理性選擇。

走現在建制派的道路沒有前途。建制派的優點是較為穩定可靠,對國家也可能較為忠誠,但其只聽命令的性格卻使他們成不了典範,不能幫助中國民主的發展。激進派則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激進的政治運動不管背後是否有商業或政治利益作推手,參加的主力大多都是較純真、願意奮不顧身的青年人。

中國政府不會太顧忌後者,但將來卻有可能加緊提防外國的影響。中國社會經過十年文革無法無天激進運動的荼毒,在可見的將來,就算人民希望得到更多的民主,也不會把激進政治視作學習對象。

港人在政治上較可能起到示範作用的,是走中間溫和漸進的議會政治道路。議會政治相對於街頭政治的好處是有法可依,解決爭議的交易成本較低。擁有對香港政制最後話語權的人大常委也較易接受政制的一些改革。

議會政治下的政制改革空間有多大?答案要視乎香港在中國政府眼中有多大的討價還價能力。十多年後,香港的經濟比重按理應已跌至中國的百分之一左右,亦即三、四天中國的產量而已。我們不希望出現的最壞的情況可能是這樣:中央政府覺得香港的經濟重要性似有若無,西方世界對香港的政治影響巨大;香港被視作顛覆基地,那麼中央大可將香港「撇賬」,政治控制加強,有用的人才慢慢吸納到別的城市,資金的轉移更加容易,香港矮化成二、三線的中國城市,光芒盡失。

在歷史上,大國中的城市浮沉起伏的例子所在多有,失去燦爛的香港,對中國而言後果並非十分嚴重。要避免將來出現這種結局及爭取到更大的討價還價能力,港人還需設法保持香港「無可取代」這一招牌。

要做到「無可取代」,港人必須莊敬自強,奮發向上,使中國政府不得不認為香港非常有用,少了香港不單是少一個百分點的GDP,而是整體經濟都大受影響。如何做得到?怎樣造就中港雙贏?將來再續。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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