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征途

白鴿黨否決五區總辭, 變相公投, 大家都知道這是意料之內. 玫瑰和大狀亦是時候準確作戰, 積極落區宣傳, 解釋為何這是公投, 究竟這一票代表甚麼. 沒有白鴿的地區勢力幫助下, 自然困難重重, 但我卻覺得, 同時玫瑰和大狀們只會更加團結, 背水一戰, 卻可置之死地而後生. 白鴿會否拖其後腿, 到處宣揚此及補選, 不是公投, 實難以預料. 這可是關係到他們的切身利益, 如果這戰一戰功成, 白鴿必定陷入信心危機, 和保皇黨合作不是, 做玫瑰大狀聯盟的契弟更加不是. 因此, 腹背受敵, 這仗可算是有前無後, 打死罷就.

建制派報紙, 亦一如所料, 白鴿唔玩之後, 下一步就宣揚這場是一場閙劇, 連公投二字亦盡量少用, 對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香港人, 相信十分受落. 要逆轉形勢, 其實十分需要白鴿地區勢力幫手解釋是次公投的意義. 現在政改方案的原地踏步, 相信不用再三詳寫. 難道因為一句阿爺不給, 我們就是坐以待斃嗎? 上一輩, 的確很抱有這種心態, 特別是還有十多年就要退休, 盡量想在這幾年賺多個錢過世的人, 力保香港繼續一成不變之心最為顯著. 而我們年青一輩, 才不想這樣等白鴿黨這種家家酒式的抗爭, 等都等了廿年, 毫無寸進. 待在議會, 根本甚麼事也用不成, 連那廿三條, 都不過是田北俊突然投降才沒有通過, 試問那些否決權, 又有甚麼用.

每人一票, 絕對不是一個好方法, 但一定比阿爺話哂事好. 這是一個最根本的理由. 七一大遊行之初, 眾人亦應沒想到廿三條會不通過, 但人民還是會上街. 如果公投取得成功, 政府以至中共都一定受壓, 是否冒逆民意之險, 強行保留功能組別, 和始終不肯承諾何時實行普選, 實在未知之數. 亦如玫瑰大狀所言, 這是一次很重要的公民教育, 有了第一次公投, 就會有第二次, 逐次改進, 必成對抗中共以至社會不公的利器. 所以成敗都好, 最緊要成就第一次公投.

同理, 如果你是反對這班反中亂港的人, 覺得玫瑰中人教壞細路, 狀棍出賣香港, 懇請你們用你手上的一票踢他們出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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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高鐵到公投, 年輕一輩和主流傳媒簡直就兩個世界, 或者應該是一小撮年輕人吧. 自己亦十分留意這幾單大事, 感受最深,是主流傳媒對我這一輩人的解讀, 可以錯得那麼深, 或根本不屑了解. 第一句描述這是激烈行動, 第二句就說他們是憤青. 激烈行動的誘因, 就是因為過往和平抗議的手法完全沒有用. 接完抗議信就和平散去, 而政府永遠作風照舊, 甚至第日連報紙都不會賣. 當日抗議高鐵遊行, 六點半新聞隻字不提, 直到學生們衝擊政府總部, 晚間新聞才有賣, 第二報紙才有報導. 玫瑰黨崛起, 亦由此而起. 另外, 雖然我對菜園村沒有甚麼感情, 但亦說一句, 那些村民根本未確實收到任何賠償, 港鐵叫村民簽名時亦清楚說明, 簽了紙不代表有賠償. 主流傳媒刻意沒說這一段, 使人覺得所有村民都已經收了錢.

不受尊重, 相信是我這一代人最常遇到的事, 但亦沒有辦法吧, 因人費言的人, 實在太多. 但每一代人都是這樣成長吧. 面對毫不講理的長輩們, 難道只可唱”我是憤怒”來消消氣嗎. 抗爭行動, 相信只會越來越激, 人數只會越來越多, 年青人的失業率可是十分之高.

就算今次公投失利, 根本不算甚麼, 種子其實已經散播, 所以人都要明白手上一票用來做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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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民主派分裂

練乙錚

今天和大家談談民主運動和香港泛民主派的「分裂」。面對政治分派分裂，中國人不覺陌生。春秋時代百家爭鳴，說到底就是政改路線分歧︰法家是保皇派；儒家是堅定的體制內改革派；墨家則代表草根階層，試圖顛覆傳統秩序，是比較徹底的革命派；道家則是消極的反建制派。《莊子．天下》裏有一段話，對當時各派特別是各派傳人之間的對立與分裂，持十分悲觀態度︰「…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郁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乎，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莊子悲觀，因為他認為道本是歸一的，天地是純的，古人識此「大體」，故道術不裂，但後來天下之人各自以為是，彼此不認同「大體」，東周的政改運動遂四分五裂。筆者不完全認同莊子這個看法，因為道術分裂，根本原因不止一個，而且就深層哲學觀點而言，「天道」是否純一，「大體」是否存有，都可爭論；推而廣之，目下香港民主運動是什麼性質的分裂，甚至到底是不是分裂，亦大有可斟酌之處。

民主運動一旦脫離它要改變的主體，失去客觀規範，容易變成概念遊戲，最易破碎、分裂。八九六四之後，大批民運人士被迫離開大陸，不出十年便四分五裂，就是例子之一；此時，不僅概念或口號分歧可使昔日民運同志成為仇人，其他如個人性格、行事作風乃至如何處理一己生計等事，也往往成為分裂的原因。歷史上的專制當權者知道這個道理，故把異見分子流放外國，是用以消滅反對運動的最常見手法。史太林當年放逐托洛茨基，以致這位聯共布黨最卓越的組織者、「蘇聯紅軍之父」，在海外領導的「第四共產國際」徒子徒孫，彼此之間分裂又分裂竟成笑柄，直令「托派」變了「分裂主義者」的同義詞。反觀今天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各翼之間並無分裂，無論是體制內的改革者、體制邊沿上的抗爭者（如維權律師、正義傳媒人），以及鎯鐺下獄的反對派，都鼎力互相支持，相濡以沫；道術不同而不裂，無他，因為「天道」（民主之道）不純一而無大體，人民對民主的悟性和理解有差異，不同環節的運動，具體需要也不一樣，個人對運動的貢獻更有各種制約，故「道術裂」，反是好事，且從大處看，完全不是「裂」。同樣分析，可用諸香港民主運動，因為所有當其事者並未與運動的主體—香港這片土地上的政體—有所隔離。香港政治形勢既然有變，民眾意識遂因此轉移，此必在在影響民主運動，或是須調校路線，或是需長出新翼，或是要在原有組織中因某具體事件出現分歧、分裂。動態組織理論認為，外在因素、群眾意識和組織結構之間的互動，干擾原有組織布局，以致某些組織內部分裂、之間重組、外部增新，最終出現新布局，是一整個有理化過程；若用經濟學術語表述，之中的「分裂」，是「最優分裂」（optimal split），儘管過程裏會出現各種令人難堪的鏡頭和齟齬。

事實發展的確支持這種看法。○三年二十三條立法引發社會運動，翌年把兩位激進民主派梁國雄和陳偉業送進立法會；但由北京當局、特區高官和本地既得利益組成的當權派，不僅於此期間未在政制民主化事上有所進取，反於○五年拋出政改倒退方案，○七年作出「鳥籠民主化」決議並指定其後政改諮詢不議終極方案和路線圖，等等；最近更有當權派紅人提請北京重新定義「普選」以便保持功能組別。這些舉措不斷令更多市民強烈反感，催生了社民連（2006），讓黃毓民高票進立會（2008），其後更令不少學生、青年、中青代專業人士激進化；後者趨勢，不僅促使最能精算政風民情的社民連提出「五區總辭變相公投」，也迫使專業背景的公民黨就該議題的態度從反對轉為贊成！官迫民反，部分市民激進化是必然趨勢。毛曰︰「哪裏有壓迫、哪裏有反抗」，「壓迫愈深、反抗愈烈」，皆至理明言，不僅過去在大陸真確，在今天香港也靈驗，不僅在港英治下適用，在回歸之後的「親疏有別」、「高等港人治港」之下也沒有過時。

短期看，民主運動因應外部形勢而出現「板塊斷裂」，引致某些損失，甚或是相當嚴重的損失（如喪失立會關鍵少數議席、讓各種非民主普選倒退方案獲得通過），怠不可免，但長遠而言，民主運動必重拾升軌。筆者認為民主黨不會「邊沿化」，但部分較激進黨員或支持者轉投公、社二黨，引起板塊某程度挪移，乃意料中事，昨晚該黨就五區總辭投票結果（四一之比），或是估算挪移幅度的參考數字。民主黨的自然反應，當是在政治光譜上更向中間稍作轉移，以便吸收更多中間群眾，彌補激進一翼的損失；如此，泛民總實力未必因「分裂」而下降，感受競爭壓力的反而是一些當權政黨。

若社民連總辭後補選失敗、接着更退出二○一二屆立法會，則參加五區總辭的公民黨將接收激進泛民票而成為立會選舉贏家。社民連以退為進，不再花時間在立會「擲蕉」，轉移實力到社區鼓動日形不滿的草根群眾以累積力量，則捲土重來之日，亦必有可觀；黃毓民說的「新民主運動」，目前雖然只是「未來式」，但「舊民主運動」新的激進翼已「有毛有翼」，卻毫無疑問。

道術既為天下「裂」，泛民主派及其支持者近日都很有點負面情緒，但筆者對事件作理性分析之後，卻認為大可不必。當然，派別之間爭抝過後，各派大老如何打圓場善後以安撫廣大支持者，很影響斷裂的傷口何時癒合；這點倒是運動中人所不能輕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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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誥烽﹕由變相公投量化出來的民意力量

現在無論民主黨意向如何，變相公投
已是勢在必行。公投還未開始，所引發的民主運動中老中青三代的激烈辯論，已是20多年來罕見。在這場爭論中，我們可以學習到什麼？

有民主派領袖在被公投支持者咄咄逼人時在報章發表鴻文，闡述反對公投的情與理，當中五四
式理想主義情懷之澎湃，教人動容。不過有人無情地將這千萬肺腑之言，撮寫成只剩「對話」兩個字，我倒是十分同意的。
民主派在回歸後爭取民主的方略，好像就只有哀求對話這一招。哀求者，就是不問憑什麼對方要理睬你，而只希冀一己的真誠能打動對方。當中的赤誠之心，有如在信訪局前跪地痛哭的農民。
這次政改
諮詢，再次彰顯此路不通。民主派求路線圖，叫價很低。我懷疑部分人其實只求一個不參加公投的下台階。但最後阿爺連下台階也不給，可說是對他們打下狠狠的一巴掌。奇就奇在，他們在捱了一巴掌之後，竟然還可以繼續哀求與中央對話。我反覆思量，想理解他們的心境，不禁聯想起上海八十後作家，被人形容為當代魯迅的韓寒前一陣子評《建國大業》的一番話：
「從另外一方面來講，《建國大業》是一部愛情文藝片，它委婉的講述了窮小子追求富家女的故事，當時的共產黨就是窮小子，新中國是待嫁的富家女……窮小子成功的秘訣就是一開始要有理想，談未來，許承諾，拉攏朋友，亂開空頭支票，當然，會打架是排在第一位的。最終終於成功的娶了新中國。當然婚後的生活就和在座的各位當年花言巧語的男同志們的婚後生活差不多。你們泡妞時的承諾都做到了嗎？」
用這段話來形容北京與香港民主派的歷史關係，也十分恰當。1980年代初，中共在本地進步青年面前，不也是那個「有理想，談未來，許承諾」的窮小子麼？那年頭的民主派，哪位不對民主回歸有無限憧憬？
20多年後，物換星移，當年的進步青年嫁給窮小子後，不單承諾沒有兌現，還發現對方原來有不時發茘罵人打人的脾性。窮小子發財後，就更是有恃無恐。不過很多受虐者在每次受辱後，都會回憶起婚前的甜蜜時光，然後抱覑對方其實深愛自己這一信念，忍氣吞聲，靜待伴侶有一天會自動變回當初的善類。
這次有人提出5區公投引起泛民激辯，就有如家裏有剛長大的小孩終於受不了父親的暴力，也看不過母親的懦弱，主張要報警，或起碼作勢報警。但這位母親不單不接受孩子建議，反而往孩子的死裏打，罵他大逆不道，說報警無用、會搞到「無彎轉」、「個家會散」，更「會刺激老竇打得仲勁」。
繼續忍氣吞聲的後果
不講也知道，繼續忍氣吞聲的後果是什麼。相反，若真的有人報警或作勢報警，卻可能讓施暴者下次落手前顧忌三分。施暴者的一點畏懼，或會轉化成尊重，最後反而可以帶來真正的大和諧、大團圓。
有人認為變相公投無法律效力，贏了也只是拿回5席，所以沒用。這種論調，正體現不少民主派只將民主運動簡單地等同於選舉議席得失的加減算術，而不諳群眾力量的動態力學微積分。
中央若對現任民主派議員廢除功能組別的要求視而不見，不對話、不還價，最多只是向23位議員各打一巴掌。2008年因為各種不同原因投票給這23位議員的選民，最多只是同情這些議員，替他們不值而已。
但當數以十萬、百萬計的選民在變相公投中明確、直接地投票支持廢除功能組別後，就算民主派的議席不變，甚至少了一兩席，事情卻已經起了質的變化。到時若中央仍對要求視而不見，繼續不對話、不還價，中央便是向幾十萬投了票的選民每人打一巴掌。這樣做會引發什麼後續發展，誰也說不準，但懂政治的中共，是不會不認真考慮箇中風險的。這也是為什麼當年民主派在議會內怎樣力抗23條都無力轉勢，但50萬人一上街，23條即被擱置，至今北京仍不敢再提的原因。
再者，由變相公投量化出來的民意力量，恐怕比50萬人上街還要大。因為就算50萬人上街，建制派也可以詭辯沒有上街的其他600多萬人，是贊成23條的。但在變相公投中，持反對意見的選民，也有同等機會表態，而建制派亦已擺出了全力應戰的態勢。最後的投票結果，誰是多數，誰是少數，一目了然，無法抵賴。
當然，萬一公投投票人數太少或不過半怎辦，乃民主派不得不認真思考的問題。但也請反對公投的朋友，不要再將輸了公投的負面衝擊不斷誇大來嚇人。若公投失敗，最壞情莫過於政府保守方案獲通過，政制原地踏步。這跟民主派不搞公投，在議會等運到的結果，相差不遠。若政府敢在公投失敗後乘勝囂張，引來倒退，選民也必會在2012年的選舉中反制。
最重要的是，變相公投先例一開，等於是讓市民手中多了一道板斧。大家在第一次使用時就算有所閃失，以後也能在更多的實踐中學習，慢慢上手，最後成為能運用自如的有力武器。
當年蔣介石開始清黨之後，中共在各大城市土崩瓦解。不少中共領導想不出辦法，仍堅持留守大城市，以及一廂情願在國民黨內尋求同情者之老路、死路。後來毛澤東
頂住黨中央的反對，開拓出組織農民、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新路，開始時也是不斷吃敗仗、不被看好。但老毛一面失敗，一面學習，最後還是帶領中共反敗為勝。
公社兩黨開新路 港人福分
所謂的「不爭朝夕」，並非是要不冒險、等運到，而是要在勇於探索新路的同時，不只覑眼於一場戰役的成敗，或一兩個席位的得失，也要覑眼整場戰爭、整個運動的長遠佈局。中共在1934年棄守瑞金、1947年撤離延安時，並無人嘮嘮叨叨覑「不撤退、不倒退」之類，拖泥帶水。因為他們知道，今天暫時退下，為的就是明天的強勢回歸。
現在公、社兩黨願意放下意識形態分歧、冰釋前嫌，並肩走進凶險的曠野，為我們披荊斬棘、開闢新路，這是香港人的福分。若民主黨最後決定不參加，公投支持者應該體諒，不要再謾罵了。畢竟民主黨包袱多、體積大，要轉向並不容易，就像鐵達尼號遇上冰山，硬轉也轉不來。但反對公投者，不論是多麼滿腹經綸，多麼不甘寂寞，是否也應該暫時沉默退場，靜待實踐去檢驗真理呢？

作者是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布魯明頓校區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source: http://news.mingpao.com/20091214/fab1.htm

三個臭皮匠, 是否等如一個諸國亮? 相信眾人都覺得這個三個臭皮匠還是比不上練先生一個. 但既然練先生可重拾志趣, 亦應替他高興. 可惜信報的價值又好像少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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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既得利益比北京更保守
練乙錚

這個專欄到今天剛好寫了兩年，筆者趁此機會告訴大家：我不久便會擱筆。十月底《信報》董事會邀我談下年度合約事，我婉拒了公司的美意，只答應「多坐一會」，至政改諮詢告一段落便離開。讀者記得，我在○七年十二月本欄首天見報當日這樣寫：「我頭一次參加《信報》，是在九七回歸、香港作歷史性過渡之際；這一次，則是在報紙本身物權轉移之時。這似乎命定我是一個『過渡人』。」這是我當時便準備好的一句「伏筆」，公司一直明白。兩年來，《信報》在新管理層領導之下運作暢順，已進入穩定發展而無後顧之憂之階段，我給自己的任務也大體上完成，可以抽身，重拾暫時放下了的私事和興趣。明年初哪一天劃句號還說不定，但不會太久。之後，遇有要事發生，若我力所能及，仍會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為《信報》撰稿，那是沒有問題的。

言歸政事。政改諮詢文件發表兩周以來，當權派在兩個要點上轉調再轉調，比較罕見，筆者試分析其原因及涵義。兩個要點，分別是現階段「循序漸進」的必要性及《基本法》所言「普選」的定義。第一次轉調，包括否定「由現在起至2017 / 2020年雙普選日期之間，政改必須逐步前行，不可一蹴而就」的一貫說法，改為「2012 / 2016不作為，2017 / 2020亦可一步到位」；以及提出「普選定義不按聯國公約原則（普遍、平等），而由中央政府決定」，一反此前特區政府及港人一般理解。第二次轉調，則是從這些新說法扭向原來立場。筆者認為，這些都是當權派中兩股不同力量之間利益和步調不一致的結果。

當權派包含「北京路線」及「本地既得利益集團」，二者有共通也有分歧。北京路線首重港制中人政治正確，其次是管治良好、經濟繁盛、社會和諧。本地既得利益的終極關懷則是赤裸裸自身利益，其他次要關注（不一定壞），都是為此終極目的服務；人們記得，既得利益為了表示政治正確，曾經不費吹灰之力調整愛國立場，是以九七前是殖民政權擁躉，九七臨近及後則成為「阿爺」座上客。目下政改爭拗中心點是功能界別，兩股力量於此有交集，都要利用功能界別及與之共生的立會分組點票規則。北京以此體制安排保證立會政治正確，不會通過譴責六四屠城之類的決議。本地既得利益則靠商界議席與重商政府配合，盡量保證所有政策及立法內容首先對商界有利；故功能界別體制，是這些利益集團「經濟基礎」的最重要「上層建築」。對北京而言，功能界別理論上可以替代；對本地既得利益而言，取消功能界別中的商界議席，無異一場「流血」革命。但是，二者利用功能界別的成本或代價，卻明顯不同。功能界別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免費政治午餐，幾乎沒有成本可言，那些「幾點不露」的議員，連時間成本也泰半省卻。但是，保存這些議席，必引起不少社會矛盾和市民對特權的愈發不滿，這些沉重代價，都由北京「埋單」，因為大家都知道，功能界別的存廢，盡繫於北京的一念之差。按此利害唯物分析，不難得出的結論是：面對功能界別存廢，本地既得利益比北京路線更保守！

對既得利益團集而言，政制最好原地踏步：現階段取消「循序漸進」原則，並設法在政改方案「加辣」，最有利把民主派推向否決的陷阱而正中其下懷；然後，到了2017 / 2020，則可利用「社會對政改意見分歧太大」而繼續阻擋民主進程。到時，人大常委○七年承諾變成廢紙一張，雙普選不兌現的責任和社會代價，便都由北京和民主派承擔。利益集團享盡好處，卻硬要北京背負「假承諾」罪名，「阿爺」怎會願意？因此，近日重新強調二○一二年要有所作為，必是北京路線發功。

由於現存功能界別不符普選要求的「普及」和「平等」二原則，故要永遠保留界別議席，必先廢此二原則，能廢之者，唯有北京。於是，一面有人拋出「何謂普選由中央決定」說，一腳把球踢給北京，一面高調聲稱「基本法沒說最終不可有功能組別」，鞏固後防。顯然，這是本地既得利益挑起話題，把討論引向人大釋法，再一次要北京「埋單」。對此，北京當然不悅，要求變調，便不足為奇。

既得利益集團絕不喜歡政府及民建聯所提區議會方案，反對民主黨張文光方案，更不在話下，因為若將來此類方案擴大，定會壓縮或「溝淡」現存商界功能界別議席。然而，對北京路線而言，各種區議會方案及其未來擴大化，只要能保證立法會永遠「政治正確」，都「有得傾」。這顯示北京和民主派之間可有交集，雙方應積極在此點上尋求對話。

編按　練乙錚先生擱筆之後，本報將邀請香港科技大學教授雷鼎鳴先生、本報前總編輯邱翔鐘先生、本報作者陳雲先生等「接力」，為讀者評析政經大事，敬希垂注。

的確是最後一招, 要人大解釋何謂”普選”. 不過中共亂用中文, 自建國有之, 陳雲那兩本解毒執正, 舉出多個例子. 大概亦不會厭多一個”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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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還能怎樣解釋「普選」？
練乙錚
港人政改爭拗，要點之一，便是何謂普選。

當權派頭痛之處，在於如何保留功能界別議席而仍然符合「普遍」和「平等」二原則。這個「頭痛」，是《基本法》規定的：六十八條講特區立法會須「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三十九條講香港特區公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必須符合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而此公約二十五條指明，公民有權「直接或通過自由選擇的代表參與公共事務」，且「選舉應是普遍的和平等的，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進行」。由此可見，除非當權派可以繞過《基本法》，否則「頭痛」不會消失。政治上並沒有方圓之術。

設想：泛民大不了輸掉立會否決權，當權派長驅直進，推出他們的二○一七、二○年「雙普選」方案，最終在立法會保留功能界別或全面代之以區議會議席。但是，泛民仍可要求司法覆核；除非到時「三權合作」了，不然當權派的終極方案過不了終審庭。

圖窮匕現，「老幹部」譚惠珠昨天終於道出最後一道板斧：「何謂普選由中央決定」。如常，對付終審庭的「核武選項」是人大釋法。人大常委有此絕對權力，乃是不爭之實，但當權派連「普選」這樣一個簡單名詞也要勞駕人大常委會解釋，未免太不像話。如果北京要解釋此詞，該是在九七年回歸之前，而不應是在○七年人大常委嚴肅地宣布香港可於一七及二○年實行「普選」之後。一個嚴肅兮兮「說話算數」的國家，賜予小民的一件禮物，打開總不能只是一件性質待定的虛物罷？

假設有一天人大常委真的就「普選」一詞釋法，能釋出什麼內涵呢？大家不妨看看資料。《憲法》九十七條定義兩種各級人大選舉辦法：其一是直接選舉，用於縣級或以下的人大；其二是由下級人大代表選舉上一級人大代表，這種間選用於省級或以上人大。首先要注意的是，大陸用哪一種辦法選人大代表，視乎該人大組織的層級，低級的用直選，高級的用間選，不存在一個人大組織同時用兩種辦法產生代表的做法，故特區政府欲以「區議會方案」產生部分立會議席，並不符合國情，若人大透過釋法產生之，無疑是為了某種原因替香港「度身訂造」。另外要注意的，是《憲法》無「普選」字眼，較詳細的《選舉法》亦然；若人大要解釋「普選」一詞，雖視此詞過去六十年在中國大陸的一般用法。一九五三年七月到五四年五月，全國第一次基層人民代表由直選產生，國內對這件大事的所有官方報道，用的都是「普選」這個詞①。不僅如此，以後各屆基層人大直選，有關官方網站資料，都稱之為「普選」。②這些資料多得很，信手拈來，在在證明大陸全國各地官方慣用語「普選」，指的就是地方基層人大五三年以來舉行的歷次直選。相反，如果是縣以上人大組織的間選，內地官方都是用「換屆選舉」或「選舉」等籠統稱謂，而不用「普選」一詞。因此，如果全國人大常委會最終替特區政府把「普選」一詞解釋為可涵蓋立會功能界別特別是區議會方案（包括民建聯方案）所提的那些間選辦法的話，則已經不是一般意義的「釋法」，而是「創法」。如此替特區創法，人大常委不僅有越權之嫌，當權派便是「得直」，也因為吃相太壞，引起港人強烈反感。

然而，當權派及北京的眼光是長遠的。筆者設想，區議會方案（包括民建聯方案），幾乎是唯一可讓香港特區立會與大陸立法機構最終順利實現「兩制統一」的辦法。「統一」之後，由直選產生的區議會成為香港最基層人大；由區議員投票產生的代表進入立法會，不僅取代功能界別議席，還最終取代現有立會直選議席（這個最遲二○四七年便可做到，因為到時《基本法》失效）。那樣全部由區議會間選產生立法會的做法，相當於省和直轄市的人大產生辦法。然後，再由如此產生的立會議員間選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兩制」的立法體制便達至統一。這大概就是北京心目中的香港立會選舉「終極方案」。大家心寒否？

有趣的是，「普遍」和「平等」的普選，並非聯合國文件首創。共產主義第二國際一八九三年蘇黎世大會第一三四號文件〈關於普選權〉列明：「對於還沒有取得普選權的一切國家的無產階級來說，為所有達到選舉年齡的人（不分種族性別）爭取普選權的時機已經成熟了。大會號召全世界無產階級起來參加這一鬥爭。」跟着，第二國際一九○○年巴黎大會第一五一號文件〈為實現普選和直接立法而鬥爭〉列明：「選舉執政人員時，實行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秘密投票，是政治解放和社會解放的重要手段及首要條件之一。大會號召沒有實行議會代表制的國家，以及議會制還是以其他某種原則為基礎的國家，開始為普選權而鬥爭，不到全部實現目的決不罷休。」不必侈談什麼築牢反對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銅牆鐵壁，人大如果還要解釋「普選」，只能如此解釋，否則便是對社會主義運動的徹底背叛。

註：①例如《江都新聞網》九月八日文章〈第一次普選：民主進程的開始之舉〉，《江蘇檢察網》○八年八月一日文章〈中國歷史上一次規模巨大的普選〉，《中國人大》雜誌○五年第三期劉洪科文章〈永不逝去的足跡：山東省臨朐縣第一次普選（1953年）〉；②見《福建省情資料庫》的〈福建省十次普選〉資料集，記有關五三至九二年的十次市級人大直選結果；又《吉林通化縣人民政府網》〈民政第一章：普選〉，記五三至八五年共九次市直選結果。

 

本乃驚弓之鳥 豈是文章殺人

練乙錚

「中國火箭之父」錢學森上周逝世，殊為可惜，但不會對中國科技發展產生很大負面影響，因為他回國服務五十多年，早已教育出好幾代學生。筆者最初聽到他的名字，還是在六十年代；當時中國搞出「兩彈一星」，錢學森是大功臣之一。七○年，筆者在美國求學，夏天到波士頓打工，住在麻省理工學院（MIT）的舊同學宿舍裏，同學帶我去看過錢學森三十多年前住過的房間；顯然，該校香港同學對這位大師兄非常崇敬。錢是庚子賠款公費留美學生之一，三五年到MIT，翌年取得碩士，即轉加州理工學院（Caltech）唸博士，四七年回MIT當正教授（是當年該校建校以來最年輕的正教授），但兩年之後又轉到Caltech。兩所世界頂尖的學府當中，錢似乎獨鍾Caltech，為何如此，大家可從昨日本報第十八頁轉載〈錢學森遺言〉一文中知道：他認為Caltech的校內學術交流和創新氣氛比MIT更濃郁。是否如此，學界長期有爭論——當然並非學術爭論而只是畢業生當中的「牙骹戰」；事實上，兩所大學的確不同，MIT比Caltech大五、六倍，後者現時每年只招二百多名本科生（當年更少），同學與老師之間的關係密切、交流比較容易，卻是事實。不過，MIT在培養中國航天科技人材方面的貢獻，比起Caltech卻不遑多讓。○六年獲國務院頒發「中國航天事業五十年最高榮譽獎」的五位科學家當中，除了錢學森之外，還有後來所謂的「航天四老」——屠守鍔、梁守槃、任新民和黃緯祿，其中，屠及梁都是MIT產品（任畢業於密西根大學，黃的學位則取自倫敦大學帝國學院）；故五人當中論數量，是MIT第一，論質量，則彼此之間可能也曾有一番「牙骹戰」！

錢學森在科技方面飲譽天下、實至名歸，但身前身後，在內地知識界裏也有不少微言，原因主要是在五八、五九年間寫了兩篇普科文章，認為稻米畝產三萬公斤，理論上不是問題。（實際情況當然大大低於此數，「中國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今年說，中國稻米產量可望於二○二○年達至一千公斤，目前平均是八百公斤）。錢的文章據說成為毛澤東推行農業冒進政策的依據，結果導致在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中餓死至少三千四百多萬人。但筆者認為那不是錢的錯，錢發表他的觀點，肯定沒有政治上「逢君之好」的目的。那麼，他為什麼寫那二篇文章呢？從上述〈錢學森遺言〉一文，可見他十分重視科學創見，強調研究者必須敢於想前人所未曾想、幹別人所不敢幹，如此進取、不墨守成規，方能有所建樹。他以力學和數學方面的知識，跨過學科之間的界限，大膽在農業生物學方面提出新論點，本身很有意思，若是在他的科學思想母國或母校Caltech提出，完全不稀奇；事實上，一個大科學家如果只埋首於自己那些狹窄研究課題而不作其他「非份之想」，才是真正的美中不足。現代科學突破，愈來愈多發生在傳統學科的分際之間。

錢學森那兩篇有關糧產的文章出問題，出在中共統治之下的「一言堂」政治文化。這要分兩個層次來講。第一個層次，是在科學界。錢因為名氣大，五五年回國之後，立即成為「一面旗幟」、愛國知識分子最權威樣板，說話分量極重，沒人敢公開懷疑，遑論與他辯駁，因此他那兩篇觀點大膽新穎的文章刊出之後，並無引起正反意見交鋒，可以理解但很不健康。在知識界如此靜如深海，到了政策層面，則是更加鴉雀無聲，因為當時毛澤東已經發動「三面紅旗」（「總路線」、「大煉鋼」、「人民公社」），極端冒進主義已然出世，除了後來的彭德懷大元帥，有誰敢勸阻毛澤東？在這種政治環境之下，一介書生的科幻創見竟成為助紂為虐的殺人利器，那豈是錢學森所能預料？再說，錢此前大半生在美國，對中國社會主義及毛的統治手法一無所知，回國之後頭幾年的科研任務特別繁重，哪能知道農村裏的政策運作——領導幹部為了邀功謊報產量層層加碼，到頭來得按所報比例上繳糧食，結果農民顆粒不保，惟有餓死？因此，筆者認為錢學森在此事上無咎，錯的是毛澤東和他領導下的中共；在黨的壓力下，學術界、知識分子才不敢說話。換句話說，完全是毛及其他共產黨人作的體制政治文化孽。

錢學森本人十分鼓勵晚輩挑戰權威，認為中國年輕學者不如此不能成就大事業。他說：「我在加州理工學院當研究生時和一些權威辯論，這在那裏是很平常的事；今天我們辦學，一定要做到有加州理工學院的那種創新精神。」他當然明白他所憧憬的那種創新精神不能簡單移植，因為有政治土壤不同的問題。過去，在中國大陸，挑戰權威十分危險，輕的掉職失業，重的打成右派，有的更招殺身之禍；就是到了今天，那種創新行為的代價也非常高。君不見，便是錢學森自己，也未敢對這種扼殺思想創意的體制文化作過批評。當然，有些人正正也為此批評錢學森，認為他太沒有知識分子風骨和道德勇氣，但筆者亦認為，在極權體制之下，做烈士當然可貴，但明哲保身絕不為過，努力做到不損害別人（那怕僅僅是為了保護自己）已是功德無量，何況他還是一個從美國力盡艱苦才得以飛回來的驚弓之鳥？錢學森在科學上替中華民族作出偉大貢獻，已是難能可貴，沒有理由再要求他當政治烈士或英雄。應怪的是共產黨。這點歷史問題有必要搞清楚。

經濟不再是香港最大問題

練乙錚

從彭定康年代到董建華執政到今天曾蔭權當道，一年一度的施政報告是愈來愈沉悶了。煊爛並不一定好，平淡亦可顯功夫，但剛發表的這一份，卻的確文如其質、表裏一致，乏善可陳。曾政府喪失了主動能力。經濟上處處呵護財團利益，政治上事事察觀北京顏色，這兩個因素大體上決定了曾氏任內餘下兩年施政中的作為與不作為。論管治特色，曾的兩位前任，一個勇於變革敢於拼搏，一個雄心萬丈壯志凌雲，都能主動進取，但曾特首的特點，則是龜縮，滿足了金和權對他的要求之後，其他人的事，因循怠惰便算。想起溫家寶總理○八年「兩會」閉幕後在一次公開談話中說：「每個人，特別是領導幹部，要有獨立思考、批判思維和創造能力。」不能不替特區政府感到尷尬。➀

香港現在是一個怎樣的社會呢？論經濟，富甲全中國，人民知識水平也最高；在亞洲，人均ＧＤＰ與東京、新加坡鼎足而立，拋離其他城市甚遠；更由於是中國這個全球增幅最高、增長前景最好的經濟體的一部分，發展機會和潛力可說比全世界任何一個城市都好，這從去年至今世界經歷嚴重金融風暴而香港經濟少有恐慌便可看出。然而，香港人不快樂。在眾多量度世界各地人民快樂程度之類的排名榜上，香港通常排在中間偏後。➁ 一個國家一個城市，和個人一樣，財富達到某種水平之後，再簡單增加，不一定帶來更多快樂更大滿足；這原是大家都知道的邊際效益遞減定律，千真萬確。社會到了這個地步，仍靠慣性甚或一部分人的無止境貪念推動發展，顯然不是最好辦法；這時候，「ＧＤＰ崇拜」後面，是社會動力資源即體力、心力、想像力和特別是管治精英的解決問題能力的錯配。香港的富裕程度到了這個地步了嗎？到了，甚或已經過了頭。誠然，也有調查顯示，經濟仍是最大多數港人的最大顧慮，但便是如此，也可能只是反映特定財富分配機制之下的不均狀況，而與總體財富水平無關。（若香港是一個阿當斯密意義而不是大財團意義上的自由經濟，事實當非如此，但香港「市場經濟」並不接近完美！）在這種情況之下，政府應該做什麼呢？它當然還要在份內管好工商財貿經濟，但它的大部分動力資源，卻應該花在經濟以外的問題上面。政府少出經濟力，還有市場去推動、企業去推動、千千萬萬人的利潤動機去推動，但如果政府不在其他社會問題上帶頭着力，升斗市民絕對沒有能力解決。政府重要，目下在香港應該是這個意思。

什麼是今天香港的大問題呢？什麼問題真正需要特首及其他高級官員負起責任去處理呢？

教育問題。意識型態不談，從前香港教育質素很高，不僅出過丘成桐、崔琦、高錕，還訓練出大批當今社會精英，擔負起建設香港、締造「奇跡」的責任而不辱命，差的只是量。今天，量是提高了，但相比亞洲其他地區如台灣、南韓，還差得遠，在一些方面如特殊教育，最近竟還有「縮水」現象。質的方面，更不用提，滿意香港教育的家長，包括名校那些，現在愈來愈少。特首本人應該帶頭重視教育（而不是教育產業）。

人口老化問題。香港的人口「金字塔」早已成為橄欖形，再過二十年，將變成「倒轉三角」，人數最多的年齡組別，將是六十至七十五歲那組。老年人最集中在黃大仙等「老區」，這些區域的人均收入也偏低。對這些人而言，醫療社福服務都是大問題。世界上面臨人口嚴重老化的發達國家，政府如臨大敵，最怕的不是企業老闆請不到人手，而是老年人生活質素下降、壯年因此也百上加斤。香港政府認為只要輸入足夠外勞便可解決人口問題，思維還是商界至上。本應因為人口減少而不成問題的居住問題，卻因為政府為了照顧地產商利益，招引大量大陸資金入市而日益嚴重；無怪香港的「八十後」，將面臨撫養比攀升、擔子愈來愈重，卻要面對地產天價之威脅。

青少年問題。據教協估算，青少年學生食毒比例為百分之四，而且正在高速增長。（相比，六項優勢產業現時僱用人手亦只佔就業人口的百分之十；向青少年賣毒絕對是第一「優勢產業」！）但到目前為止，政府只是準備好搞一個場面哄動而效用堪虞的校園驗毒計劃。除了毒品問題，一般學童健康也愈來愈壞。以肥胖為例，其對青少年一生健康和幸福的影響，不亞於食毒，發生比率則比食毒高得多，世衞（ＷＴＯ）對此十分重視，屢向各國政府發出警告，一些國家處理得很好（如日本人均ＧＤＰ比中國高十倍，肥胖率卻和中國相若，在５％以下），香港這方面有大問題，但政府並無有關的教育宣傳。

社會流動性問題。施政報告算是關注了一下，但八十八段卻言不及義，談的竟然是考試壓力，可見政府連問題是什麼、存在與否、嚴重不嚴重等基本狀況也未搞清楚。恆處社會上層的精英，顯然不必多花心思及資源去理解社會流動性。

政改問題。不必提了。那是曾蔭權的恥辱。

幾時香港可有一個特首寫一份施政報告告訴市民，ＧＤＰ已不是香港最大最困難問題，政府及高官此後要多花精力面對其他頭痛腳痛心痛事，好哪一天港人快樂得像家裏的菲傭？

 

註：➀見○八年三月十八日《人民網》報道文章〈溫家寶談新時期解放思想〉；

➁例如在Happy Planet Index上的排名，香港今年在一百四十多個國家或地區當中排八十四。

紅利日薄科技難搞 體制樽頸必須打破

練乙錚

最 早提出「人口紅利」概念者，是哈佛大學人口經濟學教授David Bloom。九十年代，他研究了六五至九○年的亞洲數據，發現傳統經濟學未能完全解釋「亞洲奇跡」，但如果把「人口紅利」概念應用到計量方程中，則亞洲的 超高速經濟增長率，完全可以理解。去年，Bloom進一步利用九○至○五年的數據，印證了他先前的結論。他的研究顯示，在六五至○五這四十年裏，東亞三國 經濟增幅很大程度上可用勞動人口比例上升解釋。期間，韓國的「人口紅利」對其人均ＧＤＰ累積增幅的貢獻，達百分之二十九；中國則達百分之二十六；日本低一 些，也達百分之九，主要是因為科技因素的貢獻，在日本要比在中、韓兩國大。東南亞國家的有關數字更高，新、馬、泰、印尼幾國，「人口紅利」對累積人均 ＧＤＰ增幅的貢獻，都達百分之四十；南亞諸國當中，印、巴亦接近百分之四十，孟加拉則高達七成，那是因為科技等其他因素在孟國微不足道之故。

然 而，人口分紅為期有限，一般不過四十年，早出現便早完結，紅利愈大，後繼而來的「人口負債」（主要指人口老化、勞動人口比例萎縮）一般也愈嚴重。在亞洲國 家當中，日本的「人口紅利」來得最早，韓國則將來的「人口負債」最嚴重；中國的處境，在日、韓之間，所遇問題，亦絕對不能忽視。大多數東南亞國家的人口分 紅期，將和中國一樣，在二○二○年左右結束。中國的撫養比明年達最低點，之後便要回升；勞動人口則於二○二五年開始收縮。亞洲各國當中，南亞的印、巴、孟 三國的人口前景最佳——人口分紅期剛開始，到二○四○年才終結。三國之中，以印度最能利用「人口紅利」。事實上，步入二千年，印度經濟增長開始加速，○六 至○八年三年的ＧＤＰ實質年增幅，平均百分之八點七。一旦金融危機過去，再加上「人口分紅」的威力，印度的ＧＤＰ增長速度可能趕上中國。一些研究顯示，在 今後四十年裏，印度勞動力市場將是中國勁敵。

筆者找到一些聯合國的人口估算數字，比較了一下印、中兩國未來四十年（至二○五○年）的人口概 況，這裏簡介一下。印度的人口中位年齡，今年是二十五歲，中國是三十四歲；至二○五○年，印度將是三十八歲，中國則四十五歲。印度一直會比中國年輕。印度 人口於二○二五年才開始「老化」（長者佔總人口百分之七並持升勢）；中國則於千禧年便達此門檻。長者佔人口比例，二十和四十年後，印度分別是百分之八和十 四，而中國則是百分之十六和二十二。印度的人口增長率，今年是百分之一點三，四十年後還是正百分之○點四；中國今年是百分之○點六，四十年後則見負百分之 ○點三。二○三○年，印度將取代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若論「人口紅利」，二十一世紀是印度人的世紀。

當然，中國希望往後五十年裏，人口愈來愈以質勝。中國的追趕目標，當然不是印度而是美國。然則美國的人口發展前景又如何呢？

所 有發達國都面臨人口老化，但美國因為是移民社會，這個問題相對最輕。一般而言，移民不僅年紀較輕，其第一代的生育率也偏高，故美國的總和生育率（ＴＦＲ） 今年是2.02，在發達國中最高，幾乎等於「補充值」2.1，不足部分，靠移民補足有餘。美國每年接受一千萬名合法新移民，另有約一百一十萬名非法移民入 境，這些非法移民的平均年齡更低。美國人口，估計四十年後還是正增長。和中國比較，美國目前稍老，中位年齡高2.5歲。但是，美國人口老化速度慢，至二○ 二三年，中國中位年齡將首度追上美國；至二○五○年，美國中位年齡是四十一點七歲，中國則已大大超前，達四十五點二歲。

論人口前景，中國與 競爭對手印度比，處劣勢；與追趕目標美國比，中國中、短期有優勢，長期則不利（除非政策大改，如盡快開始逐步放寬一孩政策）。由於在今後相當長時間裏，中 國仍會是勞力密集社會，勞動人口質量固然重要，但數量的貢獻卻絕對不能忽視。就人口因素而言，「紅利」完結之後的「負債」，將拖慢中國經濟增長，形成對 「大國崛起」的阻力。

怎麼辦？提高人口質素特別是知識水平，自是刻不容緩，但從日本經驗可以看出，當落後國與發達國的科技差距收窄之後，經 濟高速增長不易為，趕超先進國費九牛二虎之力也不易辦到。但是，中國本身改革開放的經驗卻說明，體制改革在樽頸階段最能提高生產力。現時經濟體制能改的不 多，社會政策和政治體制漸成樽頸；這個看法，於四中全會之前已成為中國社會共識，問題是所需政治勇氣和魄力，不比一九七八年之時小。共產黨包袱大，搞社會 政治改革不容易。

〔按：筆者本周一連六天寫人口問題，到此為止。用過的參考資料，包括李建新、林毅夫、王德文、于學軍、鄔滄萍、蔡昉、松谷明彥（Matsutani Akihiko）、黑田俊夫（Toshio Kuroda）、David Bloom等學者的著作。〕

中國人口紅利大 未富先老是隱憂

練乙錚

中 國近代人口膨脹，加速始自明朝，至「乾隆盛世」，更出現明顯幾何級數增長。一七四九至一八一一年，數字從一億八千萬倍增至三億六千萬。一八五一至一九四九 年之間，因有太平天國之亂、帝國主義侵華和國共內戰，百年只增一億。一九五三年，新中國第一次普查人口，得出五億八千三百萬之數；今年，全國人口達十三億 三千多萬，比建國初年增加一點三倍。

中國文化重視生命，《周易．系辭下》有謂：「天地之大德曰生」。按此標準，上述二朝皆可謂大德之朝，但 細看歷史，卻又未必盡然。太平天國之亂，十餘年死人三千萬，佔當時全國人口百分之七。共和國「三面紅旗」引致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此期間，餓死民眾三 千六百萬，其後「文革」，鬥死二千萬；以六四年數字計，此二禍合共害死全國人口百分之八，與太平天國比，乃同一數量級而稍過。一頁三百年人口史，歷盡生死 滄桑。

新中國初年，有計劃生育而無強迫節育，所用辦法，類似香港或西方家計會。文革初，計劃生育受政治衝擊，人口竟於動盪中急升，六八至七 ○年間，年增二千萬以上，逼使國務院於七○年更改方針，逐步變計劃生育為強迫節育，規定愈來愈嚴。七六年的「五五」計劃，提出「晚、稀、少」，指定「晚： 結婚，男不得早於二十五周歲，女不得早於二十三周歲；稀：兩胎之間隔四年；少：最多生兩個」。管節育，由衞生部門轉到計劃部門，當抓「階級鬥爭」。八三 年，因為之前工作未能達標，節育改成絕育，硬性只准一胎；後來政策稍寬，農村婦女首胎生女，五年後可再懷。這一次，政策成功落實，九八年，中國人口淨增長 率跌破千分之一；至○四年，更跌至千分之○點六以下，淨增人數低至七○年的三分之一。以減低出生率成功控制總量，首先帶來幾十年「人口紅利」，但無可避免 也帶來其後的人口急劇老化。➀

新 中國人口政策「分紅」，一般認為始自一九九○年。○一至一○年之間，勞動力增長較快，撫養比下降急促。二○一○年是「人口分紅」期的高峰和中線；二五年， 勞動人口開始萎縮；三○年，「紅利」結束。此期間，「紅利」好處的確大。據國內人口經濟學者王德文、蔡昉和張學輝量化分析，中國的撫養比每降低0.01， 經濟增長率便提高0.115個百分點；一九八二至二千年之間，由於撫養比下降，ＧＤＰ年增長率平均提升2.3個百分點，對同期人均ＧＤＰ增長總額的貢獻是 四分之一。（筆者認為，四分一之數大致可信——少生一孩，四口之家變三口之家，若家庭收入不變，人均收入即提升三分之一；若家中還有一老，則提升四分之 一。這個計算很簡單。）

「分紅」之餘，新中國的人口政策，又如何影響人口老化？聯合國標準：若老年（六十五歲以上）人數佔人口比例達百分之七並持升勢，人口可謂開始老化。按此標準，中國大陸人口已於公元二千年進入老化階段。○四年，老年人口比例已升至百分之八點六。➁ 至三○年，中國老年人口將首次超越少年（十四歲以下），佔總人口百分之十七，整體人口結構亦從「老化型」變成「老年型」。據國家統計局數字推算，至二○五○年，老年人口比例為百分之二十四；二○九○年，或更高見百分之三十以上。

由 於中國經濟改革開放比東南亞國家晚，人口政策見效卻相對地早，老化也因此出現較早，故中國一大隱憂是「未富先老」。比較一些其他「未老先富」國家進入「老 化」階段之時的人均ＧＤＰ數字，便可看出此點。二千年中國老年人口比例首達百分之七，當年中國人均ＧＤＰ為六千○六十美元（以九○年購買力平價ＰＰＰ美元 為基準．下同）。韓國於九九年開始老化，當時韓國人均ＧＤＰ為一萬五千五百美元；日本於七○年起老化，人均ＧＤＰ時為九千四百五十美元。美國於一九四四年 開始老化，人均ＧＤＰ時為一萬○三百美元。國家和個人一樣，年老力衰，醫療開支增加；便是未老而能先富，境況好得多，辦事也很困難，遑論未富先老。中共因 為喜搞鬥爭，平白浪費國人十多年時間，此中得失，便是在「先富」與「先老」之間。

註：➀若強行把人口金字塔底部收窄，三十年後，金字塔變橄欖形，再過三十年，橄欖形變倒轉三角。橄欖形上下對稱之時，便是「人口紅利」高峰；➁這與期間撫養比下降不矛盾，因為少年組人口跌得更快，勞動人口負擔淨減。

青春三十載 衰老一百年

練乙錚

前 文提過，人口的年齡分布與經濟表現關係密切。現按年齡把一國人口分成三組，十五歲以下稱Ａ組，六十五歲以上稱Ｂ組，其餘歸Ｃ組；人口學家認為，若Ａ組比例 低於百分之三十，Ｂ組低於百分之十五，則此國勞動人口（Ｃ組）的負擔可謂輕，消費之餘還有不少儲蓄可供社會投資，有利經濟發展。這種年齡分布優勢帶來的經 濟實利，稱為「人口紅利」（demographic dividend）。能享此種實利的國家，其「撫養比」（dependency ratio，即〈A + B〉/ C）較低；若人口老化，此比值上升。讓我們看看亞洲三個經濟大國日、韓、中的撫養比和經濟增長速度之間的密切關係。

日 本經濟最高速發展的時間，是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段至七十年代中段之間的二十年，期間ＧＤＰ平均年增幅百分之九點二，撫養比則從0.62下跌至0.46。七五 年之後，日本科技水平提高，難以繼續倚靠本國與西方之間的「科技差」帶來增長，但此期間的撫養比續跌，有利經濟保持升勢，ＧＤＰ年增長率仍在百分之四以 上，優於其他西方發達國。可是，日本的撫養比於九○年跌至歷史低位的0.44，其後人口老化，撫養比調頭回升，今年已達0.57；九○年之後，日本經濟表 現即乏善可陳。

韓國經濟發展起步較日本晚，但經歷也差不多。一九六二至一九九○年，經濟發展最快，ＧＤＰ平均年增長率百分之八點五，期間人 口年輕化，撫養比從0.83下跌至0.45。九十年代前半，增長依然強勁，亞洲金融風暴之後，韓國迅速復元，九九年增長很快又達百分之十點五，撫養比則於 元二千年跌至歷史低位0.39。二千年之後，韓國與發達國之間的「科技差」，除了最尖端部分，大體上消失，但撫養比保持在最低位，故儘管受去年全球經濟危 機影響，ＧＤＰ年增幅平均仍在百分之五以上。但是，據預測，韓國的撫養比不久便要回升。

日、韓兩國經驗的共同點，就是經濟增長最快的年代， 同時也是撫養比急促下降的年代。日本的人口結構轉變最早發生，故我們更看到，當它的撫養比調頭回升，經濟便開始停滯不前。當然，經濟增長速度絕不能只用人 口撫養比解釋，其他因素如政策是否恰當、外圍經濟形勢是否有利等，都十分重要，但上述數據起碼指出，人口因素不能忽略。

中國的情況如何呢？ 七十年代初（文革後期），毛澤東不再堅持「人多好辦事」，開始限制生育，撫養比於七○年達高點0.79之後，開始下跌，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年裏，比值一直向 下，今年接近0.4。大家知道，最近三十年，正正是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最高的三十年，ＧＤＰ年增幅平均超過百分之十。遠景如何呢？不利因素有兩個：（一）據 內地人口專家推算，中國的撫養比明年達最低點0.4之後，很快便要回升，「人口紅利」，中國今後大概只能多享十年；日、韓兩國的撫養比下跌期都是三十年， 中國也不例外。（二）今後，中國與發達國之間的「科技差」逐步縮小，未來生產力提升，主要靠本身科研力量、良好政策和體制改革。

由於中國的發展模式、基本策略、增長過程，以及背後的人口變動軌跡，大致上與日、韓兩國相同，故二國特別是日本如何應付人口老化困局，中國或可參考。

日 本近年漸漸意識到，由於人口萎縮，國內私人投資額亦必拾級而下，不能再當經濟發展火車頭，增長動力須以內部需求代替。上世紀三十年代，日本國內私人投資只 佔ＧＤＰ的百分之十二；生產的東西，接近九成由私人或政府消費掉。此情況於戰後大變。日本政府於五二年成立「貯蓄促進中央委員會」（今「金融情報中央委員 會」前身），大力提倡儲蓄，同時刻意以國家行政力量壓抑消費、提高投資比重。至七十年代，日本私人投資已佔ＧＤＰ百分之三十以上，比西方發達國高十至二十 個百分點。其後三十年，情況大致沒有改變。九十年代流行一個比喻：西方經濟像一條豪華郵輪，而日本卻像一艘戰艦。若勞動力充沛，投資比例高，經濟增長自然 快，因為投資直接擴大再生產能力。但是，日本勞動力已出現不足（至本世紀末將減少六成），繼續投資擴大產能，只會大大降低資本邊際效率；若改以消費帶動經 濟，增長速度雖不免慢些，卻較能滿足國民需求、提高生活質素。這點對中國有意義。眾所周知，中國和日本一樣，都是投資特高、消費特低的社會。

此 外，日本還試圖提高婦女就業率，以助彌補勞動力不足。目前日本十五至六十四歲婦女勞動參與率約六成，比英、美等國低十個百分點，在ＯＥＣＤ國家中倒數排第 六，確實可以加把勁。不過，中國不能打這個主意，因為國內「婦女解放」很徹底，婦女勞動參與率多年來都達八成，難以再高（近年稍見回落，主要是婦女受教育 年數逐年增加之故）。

日本社會近年還熱烈討論應否大量輸入外勞。鑒於德國輸入外勞卻由於政治原因先寬後緊，以致人口曲線出現狹峰，勢將惡化 該國人口老化問題（詳見昨文），故日本人多反對輸入外勞。此外，增加工時、提高退休年齡、加強開發自動化及機械人技術等，都是近年日本社會的熱門議題。但 無論如何，日本人口老化，百年內勞動力供應收縮，經濟增長放緩，幾成定局，上述措施，只能小補。日本有識之士明白這個，故大多數已能理性面對，處之泰然。

控制人口有代價 享罷紅利須還本

練乙錚

昨 文介紹日本戰後人口政策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以及該國的人口老化問題。可以說，因為有「人口過渡」機制在，經濟自然發展也會導致人口老化，這可從歐洲經驗得 知；日本當年的人口政策，推出於人口未始老化之時，正面經濟效果十分明顯，不僅有利戰後復蘇，還導致私人儲蓄增加，有力支援其後二十年高速發展和起飛。不 過，到了人口老化無可避免發生之日，幾十年前的政策卻大大加劇老化速度和程度──日本人口曲線雙峰一過，後面便是最陡坡、最深谷。政策於上世紀五至八十年 代先帶來「人口紅利」，之後便是一百年的還本期；世上原來沒有免費午餐。

日本人口問題，發達國當中最嚴重。○四年，日本人口達到一億二千七 百八十四萬的高峰，之後逐年減少，往前看更驚人。據日本國家人口及社保研究所估計，至二○五○年，日本人口將跌至一億；若總和生育率（ＴＦＲ）不從目前一 點三五低值掉頭回升，至本世紀末，人口總數更將勁減至四千七百萬，亦即目前的三分之一，真是難以想像。

至於老化程度，可用六十五歲以上人口 佔總人口百分比顯示；若此「長者比例」逾百分之七並繼續上升，人口便是「老化」。日本早於七十年代初便達至此值；二千年之時，比例上升至百分之十七；同樣 上升幅度，日本比歐洲快四倍。如無意外，此值將於二○二五年續升至百分之二十九；至二○五○年，甚或升至百分之三十六，即每三個日本人當中，便有一位適齡 退休的長者。這種巨大變化，亦可用人口三角（population pyramid）的變形顯示；➀起初，三角形是標準的上尖下闊，後來變成橄欖狀的上下尖、中間闊（現時發達國一般如此），將來再變成上闊下窄的倒轉三角。

由 於日本於戰後第四年急急推出人口控制政策，故只有四年左右的嬰兒潮，之後出生率便急跌；其他國家的嬰兒潮延續十年以上，故日本人口老化出現最早，比歐洲平 均早十年，比德國早十五年，比中國早二十五年。（德國的人口老化，主要不因嬰兒潮。二次大戰之後，德國分東西，東德與東歐各國一起併入「鐵幕」；其後西德 經濟發展加速，勞動力不足，無法輸入東德的剩餘勞動力，短絀數年之後，突然開放接納外國移民，但十多年之後發覺產生很多社會問題包括種族和宗教糾紛，於是 又復嚴格限制移民入口；一寬一緊，亦形成一個人口曲線上的狹峰，比其他西方發達國更高更顯著。）

日本人口老化既為天下先，其經歷及對策自然為其他國家留意。引致人口老化的原因，不同國家之間，大處有分別（如上述德國），細緻方面，亦多所不同。舉例說，日本總體ＴＦＲ下降，主要因為婦女晚婚、離婚和不婚率近幾十年明顯上升；➁已 婚婦女的ＴＦＲ，則自六十年代以來大體保持不變。不婚率上升，則與日本文化特殊因素有關。傳統日本家庭中的年長父母由長子媳照顧；生育率普遍下降後，男子 中的長子比例增加（因為少了次子、三子），故從女子角度看，理想的結婚對象減少，結婚意欲隨之下降。儘管產生老化的原因不盡相同，所引起的社會影響卻有普 遍性，日本社會提出的對策，亦大有參考價值。

一般而言，人口收縮和老化引起消費和投資總量下降，最終導致ＧＤＰ萎縮（政府便是有龐大儲備， 亦不能無了期增加公共開支，保持ＧＤＰ不跌）；在ＧＤＰ三成分之中，消費比例增加，投資份額則減少，因為大批老年人進入生命周期後段，消費從有盈餘變成有 赤字；此現象，在日本這個高儲蓄社會亦觀察到。政府開支的壓力來源亦會大變——教育需求下降，社保醫療等需求上升。不過，重新調配公共資源很困難，例如削 減教育開支，必遇日本強大教師工會的「不可抗力」反對；彼加此不能減，財赤上升無可避免。日本國債淨值，近年趨近ＧＤＰ的兩倍，政府處理財政，不會輕鬆。

當 然，解決人口老化帶來的各種難題，政府不是唯一力量；個人和市場的反應，往往出人意表。日本民富國窮，社會並非沒有活力，這點不能從它近年ＧＤＰ增長停滯 不前看出，因為日本人口現時正在作「正常收縮」。幸運的是，日本發展經濟早着先鞭，社會「先富後老」，應付問題的本錢，比一些「富老同步」或「未富先老」 的社會充裕；如何「縮碼」（downsize），主要是技術問題。

註：➀人口三角顯示人口的男女及年齡分布；縱軸顯示年齡，橫軸顯示每一年齡人數，男左女右，大致對稱，但由於女性一般較長壽，故三角形頂部右邊比左邊略寬；➁例如二十至三十四歲年齡組的日本婦女已婚率，一九九○年比一九七五年下跌四分一。

從日本人口變化看經濟發展

練乙錚

續昨。要明白日本的人口問題，最好先看看歐洲在工業革命、晚殖民主義時代特別是十九世紀初至二次大戰前夕的那段大規模人口遷徙史。

百 多年之間，歐洲向美洲「新大陸」輸出超過五千七百萬名移民。主要輸出國是英國、愛爾蘭（一千八百萬），意大利（一千一百萬）和西、葡（六百五十萬）；其他 如奧、匈、德、俄等國，各輸出二至五百萬不等。最大目的地是現今的美國（吸收三千四百多萬），其次是阿根廷、烏拉圭（七百萬）、加拿大（五百萬）、巴西 （四百多萬）。歐洲在那段時間裏，人口平均二億六千萬，故這個為數五千多萬人的移民潮，實在非常巨大。（另一比較：在殖民主義時期，從非洲掠走運抵美洲的 黑奴總數為一千二百多萬。）

引起這個歐洲越洋移民潮的原因主要有三個，那就是（一）歐洲工業革命之後，經濟和衞生條件改善，人口劇增；（二）機械取代大量農業勞動力，農村失業率上升；（三）美洲有大量富饒土地，但欠勞工。歐洲當年的勞動力或人口「過剩」問題，靠殖民主義槍炮之力「解決」了。

在 亞洲，同樣的人口壓力出現在明治維新之後急促現代化的日本，但日本的海外殖民計劃卻不斷遭遇阻力，最後在二次大戰之中全然失敗了。日本著名人口學家黑田俊 夫（Toshio Kuroda）和中國學者王勝今，對日本於大戰前夕推出的殖民計劃有詳盡研究。一九三六年，日本決定向中國東北（偽滿）大舉移民，是為當時「七大國策」之 一。具體做法是從三七年起，以二十年時間向偽滿輸出五百萬日本僑民，目的是讓日裔成為「滿州國」的五族之一，佔總人口一成。實際上，日本在三七至四五年 間，向中國東北進行五次大規模移民；至二次大戰結束，居於中國東北境內的日本僑民人數已達一百七十萬。

日本戰敗後，人口停止輸出，已輸出的 大部分歸國。另一方面，戰爭一停止，日本的出生率即馬上飆升，ＴＦＲ（婦女總和生育率）亦於一九四七年達到三十年代以來的高峰值四點五四。四五至四九年的 特高出生率，形成日本戰後第一個嬰兒潮。有這兩方面的人口壓力，加上戰敗之後物質匱乏，日本政府遂於四八年推出《優生保障法》，讓墮胎事實合法化，並大力 推行計劃生育；五○年，日本的ＴＦＲ顯著回落至三點六五。大多數西方國家都在戰後頭幾年裏錄得人口急遽增加，形成戰後嬰兒潮；這個現象一般維持十年，但在 日本，在強大政策壓力下，只維持了四年。之後，日本的ＴＦＲ便一直急跌，至七五年跌破「補充值」二點一。這個急起急跌現象，造成日本近代人口曲線上第一個 峰頂；二十五年之後，這個戰後嬰兒潮繁殖出另一嬰兒潮，形成第二個峰頂。不少西方國家也有此第二嬰兒潮，但並不顯著，如在法國的人口曲線上幾乎看不出。日 本便是利用這兩個峰頂之間的空隙，創造出亞洲經濟第一「奇迹」。

我們看看日本人口經濟學家松谷明彥（Matsutani Akihiko）怎樣解釋這個人口雙峰如何在有利時機底下創造經濟奇迹。前面說過，戰後不久，自五○年起，日本的出生率在人口政策控制之下急跌，勞動者的撫養比降低➀，平均家庭儲蓄率上升，經濟投資資金大量累積。另一方面，在戰後幾十年裏，日本以出口為主的經濟相對開放，西方技術輸入容易，日本倚賴這個技術水平差，帶動經濟高速發展。➁ 可是，到了一九七五年左右，日本生產技術水平已趕上西方，科技差大體上消失，技術突破要靠本身科研能力。這個負面因素的效應可從日本戰後ＧＤＰ增速變化看 出：六十年代平均年增速是百分之十，七十年代降至百分之五，八十年代進一步下降至百分之四。七十年代初，日本戰後嬰兒長大成人，進入勞動市場成為生力軍， 但這個良性效應影響始終有限；戰後嬰兒潮中最後（一九四九年）出生的那批人，今年剛好六十歲，準備退休，但自九五年起，日本適齡勞動人口已開始下降。換句 話說，日本已過了人口雙峰之間的有利期。

與此相應，九十年代日本ＧＤＰ年增幅平均跌至百分之一點四；進入千禧年之後，翻身乏術。近十多二十 年來，一切刺激經濟政策，無論資金數量有多大、用了多少次，都顯得無效。撫養比增加，日本家庭負擔日重，不願增加消費，日本公司也因此不願在本國投資。這 個情形，將愈來愈嚴重。這就是日本要面對的人口現實和經濟前景。

註：➀撫養比（dependency ratio）通常定義為「零至十四歲人口」與「六十五歲以上人口」之和，除以「十五至六十四歲人口」；➁日本戰後因為採取親西方特別是親美外交政策，西方科技輸入不設限；美國知識產權不少以低價轉讓給日本，書籍版權更以「外援」名義無償贈送，至八十年代才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