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有關五區公投的聲勢大不如前，自己亦少了留意最新發展。難得林行止出文再起討論，實在應該支持。未登記成為選民的人，記得趕快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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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一票？投以白票！

林行止

一、

雖然內地近在咫尺，而香港也回歸有年，可是，香港人對北京政府的特性，似乎並未充分掌握；北京政府的特性是什麼？一句話，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政府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那等於說，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人民的幸福着想，而政府集中全國精英所制訂的多元政策，全都出於良好動機和縝密部署，理應屬於無懈可擊。在這種「仁慈專制主義」理念之下，任何反對之聲均被「另眼相看」，老百姓在言文上關心本身的福祉、關懷社會的發展（遑論熱中於政治）而有各種各樣的意見，便已犯忌，因為那意味群眾對政府不夠信任、認為政府做得不夠好，站在「仁慈家長」的立場，那等於「受眾」不領情，反對之聲因而均被視為「搞事」、「破壞社會和諧」，輕者「犯禁」，重者「犯法」！

這種難容異議的背景令北京與香港存有先天性的不和諧因子！建基於《基本法》的香港，主權回歸表面看來是重投祖國懷抱，實際是回歸到中共治下的專制政權。有《基本法》的保障，不少港人以為香港和內地之間有了「絕緣體」、「安全網」，事實顯示這種想法過於「天真和簡單」。中英就香港問題進行談判、發生爭拗以至落實換旗的歲月，正發生於國際間共產主義理念式微而中共政經實力尚未堅實、須借「外力」發展的階段，因此很多原則性的問題都可商量。那時港人最害怕的是喪失自由、驚懼陷入「竹幕」；而中共當時最不願見到的是港人懼共拒共，對北京缺乏信心。七十、八十、九十年代香港掀起的移民潮，便是這種心態的具體反映！

口號式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中、英（和香港）委曲（說香港人委「屈」也許更恰當）求全的產物，具體而微的《基本法》則機關算盡（再加上多年後港人才知道其解釋權完全操諸人大常委），以其為中共統治與特區政府之間的安全屏障，無疑是天開異想了。爭取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和《基本法》的確立，可說是當年港人的「何伯遜選擇」（Hobson’s Choice；無可選擇的唯一選擇），港人當時只能希望北京「說話算數」，若不存此念，根本沒有留港的勇氣；然而，如果照單全收、信到十足，以為有此承諾及保障，便足以以港人意志為依歸，在英國殖民者留下的政治結構軌道上推動社會事務和政制改革，則是大錯特錯，因為一開始便被北方寒風吹得渾身發抖，而風力的強度隨中國「綜合國力」的日益壯大而不斷升級！

那是香港政治的死結。

二、

機關算盡的政制安排，令現行議會出現畸形的投票機制，有利當權派推動其欲推行的政策，反對其不願見到的提案；政制改革當然只會按照北京對《基本法》的解釋進行，議會生態受制於八面「紅」潮、裹足不前，彰顯了泛民議員在建制中無法動彈的窘態，總辭與變相普選的構思，是俚語所謂「趕狗（包括癲狗）入窮巷」定見反撲的切實形容、現實寫照！

在議事廳堂難抒「壯志」、在爭取政改中處處被包抄、受圍剿、上街則動輒被「依法」控告，社民連希望藉議員總辭然後通過補選營造普選的事實，是無路可走、無法可想下「鋌而走險」的掙扎，可惜一度積極爭取落實民主制度的民主黨不肯做「同路人」，而以較溫和的姿態希圖能獲中央「招降」，只有一向予人以比較理性的公民黨附和；有「大狀黨」之稱的公民黨所以同意社民連不按牌理出牌、以比較激進的方法爭取較合港人意願的政改，純綷是因為說理、遊行以至民調均無法「感化」中央及特區政府在政改中體恤民情，在再無言文方法可想之下，不如「起身」加入社民連陣營，希望以此刺激政改進度，讓選民有機會在補選中表達對政改的意願。

藉補選營造普選的活動不具「公投」意義，所有有關「公投」及「起義」的說法，不過是在冷靜與理性根本派不上用場後走偏鋒以期能夠動員更多人支持補選之詞。殊不知龍顏不悅，因為具全民表態意義的「公投」是專政者的「死穴」，擁權自重的政黨，最不願意面對的便是足以動搖其政治認受性的「公投」，在這種情形下，即使中央明知「公社聯」利用憲制漏洞搞出來的補選與「公投」沾不上邊，亦趁機群起而攻，在事事北望神州派與事事爭取香港有自主權派之間劃下更深邃的鴻溝，政壇分化更為明顯！

由於民主黨不介入的輾轉變化，結果只有五名議員放棄在直選中爭來的席位，令這次變相普選的代表性不全面，藉變相普選讓選民對政改表態的作用也大大降低；奇形怪狀的反應使整件事顯得非常荒謬，泛民議員的內耗，使人無言以對；民建聯大老的欲語還休與欲行又止，「皮影戲」動作的突兀不暢順，也失禮得令人嘆為觀止；行政長官公然表示不會投票，他的政府卻撥巨款「成全」補選—相信政治任命官員及公務員系統亦會杯葛補選，營造了此次補選活動既要推動又要拉韁的乖謬。不過，從行政長官表示不會投票而政府卻為補選撥出經費看，港府既要顧全特區的法律規定又要「擦」言辨色以免忤逆今上，其左右為難也有豬八戒照鏡般的難堪。

身處這場政治紛擾，香港選民應如何克盡公民權責、怎樣行使手中一票的權利？

筆者的簡單答案是：「投票日去投票！」補選名單中若有自己中意的人選，自然是投其一票，沒有的話，便投「白票」；假如在當局多方阻撓下投票依然熱烈，而「白票」又多於一切的話，那正好展示了港人珍惜投票權利，亦懂得發揮這一票的作用，即使當前迷霧重重，對變相普選弄得不湯不水又或對總辭五子都有不滿，港人仍會以白票方式表示我們重視投票的權利。我們希望政改步伐不再遠遠落後於港人的政治渴求和水平！

選民對手上的選票要當真，卻不能逼真；要藉投票擦出政改火花，卻要避免釀成火海！補選報名今天開始，希望有更多人加入戰團而選民稍後會積極投票，準備投白票的選民先要弄清楚怎樣才能避免要投的白票不會淪為廢票；謹慎投票，這回的白票是港人神聖而非神經的一票！

呂大樂星期二寫了篇這樣保守的文章, 確實嚇了我一跳, 幸好林行止第二日就清楚解釋制度不公, 才是萬惡之源. 另一驚嚇, 是特首星期一的忽然變臉, 早幾日才說要和年青人談話, 隔幾天就說他們是社會敗類, 難道真的上頭有令, 要下重手出兵鎮壓? 那麼年青人真的要反思下次的策略, 怎樣才可避免中央出坦克.

整個星期, 看到親政府報紙瘋狂抹黑反高鐡運動, 亦難怪那些記者覺得不受歡迎, 甚至其中一個更因在網上批評示威者而遭起底, 令這個運動受多一重負面影響.

那天, 放工坐小巴時聽到收音機傳來特首譴責示威者的聲明. 那一刻倒沒有覺得怎樣, 只是在想, 幹甚麼這都市可以充斥著這麼多謊言, 人亦視其理所當然, 還是, 我才是那個活在謊言裏的可憐蟲?

失公緣何而起？法治誰先罔顧？

林行止

一、

〈曾蔭權忽然變臉　八十後處境堪憂〉 ，這是昨天本報「獨眼新聞」的題目，清楚點出數日之間行政長官對「八十後」態度驟變，顯示特區政府及其主子並不認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而是相信「只有犯錯的人民沒有犯錯的政府」（請參考昨天本報「社評」 ）；從去周四「一副慈祥父親的樣子」變至周一的嚴詞申斥，曾氏這種心路歷程變化堪稱戲劇化，也許這是幕後「推手」發功有以致之，紀曉風這樣寫道：「老紀不信不信還須信，不少人說曾蔭權是『行政人員』而非『行政長官』，原來是真的！」在北京看來，香港行政長官不過在履行不必兼管外交及國防的市長職務，稱為「行政人員」，並無貶意。

在周一見報的「專欄」，筆者還寄望透過「糾正」長期被「扭曲」的議事程序，以平息民間怨氣，進而令社會趨於「和諧」；可是在行政長官和保安局局長相繼高調對「一．一六高鐵事件」作出疾言厲色的反應後，這種想法便當加上「一廂情願」四字；「群眾抗命陸續爆發」，看來是無法逆轉的社會大趨勢！

大概是看出端倪，昨天余錦賢的「香港脈搏」以〈當權者勿造「第一滴血」〉為題，語重心長，但「熱血青年」許有以更激烈行動試試當局等同宣示將採納「絕不手軟」的「鎮壓」手段究竟有多「硬」。這種發展，對香港社會特別是「八十後」都很危險—說「危險」不一定恰當，總之香港要為這種互轟的戾氣付上沉重的代價。不過，對力求社會和諧穩定即不願見所謂「劣質民主」在香港出現的當權者來說，如果有人「流第一滴血」便可達此目的，代價哪算沉重！

昨天呂大樂的〈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一文，對反高鐵群眾圍堵立法會的行動提出善意批評，他主張應以「民主程序追求民主」，原屬正確無誤；問題是挖空心思使「追求民主」永遠（在制度未修正前）成為議會的少數派，這種議會結構便只有北京授意的進度，沒有港人爭取落實本地民意的機會，由於結果已寫在牆上，爭取民主程序是枉費心機、白費心力。北京比樹懶還要慢的循序漸進式民主，令香港未合情理的投票制度裹足不前，使港人沉不住氣，更有甚的是，連「普選」這個人人知道等同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的投票方式的定義亦有待人大常委界定才能作準，不肯坐待「民主南流」、有民主理想和追求公義的港人—包括「八十後」—起而主動爭取、抗爭，似乎是迫不得已的發展。看到周六晚的混亂激情場面，呂教授擔心長此下去，也許有人要「流第一滴血」，心所謂危，希望透過理性剖析，令有關行動降溫，宅心仁厚；然而，力圖改變不合理議會制度的民意又有什麼渠道可以有合理的紓解?!

二、

回歸十多年後，種種不公現象相繼浮現以至深化，令香港社會愈趨分化。不公之事，舉犖犖大者，經濟上是貧富懸殊愈甚，行政長官日前在立法會被問及此事時，以有社福保護網的「行貨」搪塞過關，其實他對這種現象心知肚明，對「保護網」無法把此鴻溝拉近更瞭然於胸，可惜面對政治經濟糾纏勾結的既得利益集團，他無心無力，只有得過且過以「保住這份工」。特區政府處處維護大企業尤其是物業發展商利益，既不公平又失公義，港人不滿之聲，早已清晰可聞，「有腦」的「八十後」看在眼裏、怒上心頭，成為燎原社會活動的火種。在政治上，北京為香港「度身打造」的「民主政制」，只顧及配合內地的「民主」進程，完全漠視在中、英談判期已被撩撥起來以追求民主為鵠的的本地「從政熱」，在這種情形下，一切唯北京馬首是瞻、不顧本地民情的香港政制改革，經過這麼多年的壓抑，隨着不公現象日多社會發展不進反退，民主訴求的爆發，又豈是偶然。

值得仔細參詳的「不公」現象，還有一改再改的教育制度，令入學門檻、教育機會不均進而阻礙了社會流動性向上運行，是形成社會兩極化的源頭之一；更有甚的是，北上工作才是香港青年的最佳就業出路，在那個一切講求人際、裙帶關係及政治正確的環境下工作，受西方或殖民地教育的青年如何適應？作最樂觀設想，充其量只能做一世難有出頭機會的工……。「八十後」不是徬徨心慌便是怨氣沖天，不抓緊表態機會發洩這股怒氣，還算敢作敢為的青年嗎？「八十後」在英國努力淡出以至退出後成長，本土意識比他們的前輩強烈，眼見令香港成為耀眼東方明珠的優勢如法治如公務員穩定性及行政機構有效率管治等逐一退化、消失，他們自感前途有限，再加上政治上處處受箝制思想缺乏出路，其不滿現實的情緒遇不平事便爆發。

如今的情況是，當局對「八十後」的處境與心境完全不理會，對他們不肯坐以待「宰」起而抗爭的活動要全力撲擊……演變下去，和諧香港必成絕唱！

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

呂大樂

我會承認自己思想保守。如果「反高鐵」的圍堵行動也不算是衝擊立法會，而整個過程也只不過是另一種和平的抗爭，那我相信我們已經改變了一貫對社會秩序的定義與理解。衝擊立法會的做法是超出了和平抗爭的範圍，而對於這種鬥爭的手段，我不表贊同。

讀者可以批評我這一類人對議會政治抱着一份愚忠，竟然可以接受在一個不公義的制底下，玩少數服從多數的遊戲。在批評者眼中的愚忠，我視之為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假如今天我們可以接受以真民主之名，來衝擊被視為不代表民意的立法議會，他朝到另一種主張的群眾舞動他們的政治旗幟，來圍堵一個由民主派（或自己所支持的政黨）取得多數的議會時，我們便無話可說。規範與秩序並不只是一方的壓迫工具，它同時也保障到另一方。它不單只會束縛我們，而是也可限制反對我們的人。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大家都要付出很大代價。

以民主程序追求民主

我當然明白，對很多人來說，在短期之內，根本不會出現民主派執政而受它的反對者所衝擊的可能性（因為我們的選舉制度難以產生這樣的議席分配），所以，也就沒有需要諸多顧忌。而在他們眼中，目的可以令一切手段都變得合理，既然目標正義，那就不必拘泥於什麼規範、倫理了。對於上述意見，我要強調：不顧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最後一定不會達到大家共同追求的真民主。追求真民主的人，既以民主過程來爭取達成目標，亦接受民主程序、規範對自己的約束。就算特區政府如何令人討厭，我們也不可以因此放棄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

我也聽到一種意見，表示圍堵立法會的行動，百分之九十八的時間是快樂及和平的抗爭，只有少部分人會較為衝動，嘗試一些較多衝撞的動作。而電子新聞所看見的鏡頭，是傳媒的誇大與扭曲，並不反映整個行動的全貌。持這種看法的參與者視整個過程只是個人表達情緒與意見的過程，因此也不怎在意社會大眾對事件的回應。但現實是，社會大眾不會區分那百分之九十八與另外的百分之二。更重要的是，就算整個行動自稱不以嚴謹組織為特色，大眾也不會因此而覺得那百分之二的額外動作或部分人士一時衝動的舉動，與大會無關。現實世界很殘酷，只要新聞鏡頭所見的情況並非虛構，社會便會以此來將整個行動定性。如果大會不認同那百分之二的行為，那它便要防止這類事情的發生；假如大會不阻止所謂一時衝動的爆發，也就基本上認同了這種行動。

鼓掌沒有成本

參與者會問：既然如此，那為什麼社會輿論（有明顯政治立場的除外）並沒有紛紛出言譴責？現在我們所見到的「輿論真空期」，不是因為廣大市民一致支持圍堵立法會的行動，而是特區政府民望低落，暫時沒有社會力量會願意站在它的一方。特區政府的政治孤立狀態，令輿論未有必要表態。但這並不等於它們對行動沒有看法。它們知道特區政府持續弱勢，反對行動一定會走向升級，只要爆發暴力衝突，便可改變輿論的導向，界定行動為非理性的反社會破壞行為。

或者參與者會追問：那為什麼社會輿論都讚美所謂「八十後」或「自發網民」的一番熱誠與理想呢？我想那恐怕只反映出近年香港人都變得偽善了。很多對年輕參與者的讚賞的背後，其實都留有一手，並沒有完全肯定行動的形式。我當然不會排除很多讚賞出於一種欣賞，但更多恐怕是借年輕人的理想主義去批評特區政府。而這些鼓掌的聲音其實沒有成本，當行動過了火位的時候，他們毋須承擔後果，反而事後可以參與指摘，怪責參與者不知分寸。有時候，我覺得發出這些廉價鼓掌聲的只是將參與者推向過激行動的邊緣，而不是真正分擔風險的同路人。

組織者須交代行動

最後，問題是：不再採取和平行動又如何？作為一種選擇，這當然只有參與者才能決定。只要說得清清楚楚，讓所有參與者都知道其中意義，並且願意擔後果，旁人沒有必要干預。事實上，在未來的行動中，參與者的成本或風險是會增加的。經過圍堵立法會之後，特區政府及警方均很難繼續以同樣方式來維持秩序。

他們的壓力來自兩方面：一是持另一種意見的市民會認為市中心秩序失控而警員未能有效執法，需要交代；二是警隊內部也必然有意見認為長期如此下去，前線警員將難以判斷如何執法。兩種壓力均會促使有關當局要向參與行動的群眾發出信息（例如事後發出告票），使他們知道日後若然公然移動鐵碼、衝擊現場都不可能是全無風險的行動。可以想像，在「輿論真空期」過去之後，行動的風險將會是另一種狀況。關於這一點，組織者一定早就心中有數，亦早有準備。

筆者指出存在風險這一點，並非想打擊行動，而是所有行動組織者都有責任向參與者交代清楚。最終是否行動，如何行動，組織者與參與者自有他們的想法，一力承擔。作為結語，只想一再強調，衝擊立法會含意深遠，不是隨便一句說只是要求官員出來對話，便可自圓其說。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四代香港人》一書作者

悔意

林行止在四月廿八日的專欄, 可謂帶來不少震撼

“寫了三十多年政經評論，筆者對過去理直氣壯地維護資本主義制度頗生悔意，因為看到了太多不公平手段和欺詐性活動，而一些本以為放諸四海而皆准的理論則經不起現實考驗（比如價高必然使產量增加促致價格回順）……。筆者真的希望中國不要徹底走資，社會主義的確能夠維繫社會公平，中國若能定出一套在「向錢看」與社會公平間平衡發展的政策，中國的崛起才對提高人類福祉有積極意義！”

由資本主義轉成社會主義, 並對以往信奉資本主義而生悔意, 像一個老翁, 為生前積下的孽, 現在苦苦懺悔自白. 另一角度, 亦如很多人指出, 這番話的意思其實模擬不清. 中國現在的社會主義, 是哪門子的社會主義? 又是哪門子的社會公平? 而且這一段不過輕輕帶幾句, 是對當下大量社會問題的一時感觸, 還是真心放棄一部分資本主義, 其實都是沒有答案的.

社會主義有多壞處, 就算沒有讀過經濟的人都清楚的心神領會. 林行止沒可能不知道, 就算資本主義有多缺陷, 又不可能走回頭路吧. 就算現今世界有多少左翼回朝的跡象, 亦不會是上世紀那麼極端. 在全球化浪潮底下, 一些保護主義, 左翼組織借勢反撲, 不是不能理解的, 貧富懸殊, 產生很多不公平現象, 或許很多政府, 政黨會在此反反覆覆, 但中國那樣的社會主義卻絕對不是答案.

糧食危機涉及人命, 問題十分嚴重, 中國屢次改朝換代, 其中都和天災有關, 如果今次糧食危機變得嚴峻, 又會否產生多國動亂, 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 大家固然於心不忍, 但這可不是一個理由覺得計劃經濟能解決問題.

Reference:
Spontaneous Order — Debunking 林行止 Part One, Part Two, Part Three, Part Four

8 Ways to Fix the Global Food Crisis

林行止 – 糧食危機中對富人和中國的期待

2008年04月28日（星期一）

一、

　　國際糧食價格全面上揚，據去周《經濟學人》的統計，去年小麥美元價格漲百分之七十七、大米百分之十六，今年迄四月二十四日，小麥和大米分別再升百分之二十五和百分之一百四十一；淩厲且看不到盡頭的升勢，被聯合國發言人稱為「無聲大海嘯」。顯而易見，低人均ＧＤＰ國家人民因為糧食佔去大部分家庭開支，因此已陷入飢餓狀態之中，非洲和拉美諸國以至埃及、印尼和巴基斯坦等三十余國已發生搶糧「暴動」，海地人民甚至以黃土（yellow clay）加鹽和菜油搓成泥粉焗成泥餅，一百塊普通餅乾大小的泥餅售價由一年前的三元五角（美元．下同）上升至四月上旬的五元，漲價的原因是從山區運泥的費用因能源價格急升而上漲；非洲象牙海岸每公斤泰國碎米叫價約一元，飢民買不起，只好加入搶糧的行列……。

　　糧食價格漲升的理由，最近整理舊稿，原來在去年初筆者已多次有系統提及，當然，當時是從投機角度看問題，現在是「人命攸關」，筆者以為投機者理宜退出，如果繼續炒賣，世界饑饉情況將更嚴重，因此而盤滿缽滿者亦不會開心吧！

　　導致糧價升完可以再升的原因，可以概括地歸納為下述四大項──　　一、發達國家人口出生率雖然全面下降，但世界總人口仍以驚人速度增長（外電提及非洲和拉美飢民家庭的成員動輒七、八人），而可耕地面積則不斷萎縮，這主要是城市化的必然結果。

　　二、經濟長期增長令數以億計人民改善飲食，他們吃得飽之餘，還消耗了較前多的肉類，更多的土地由於被用為飼養家禽，而更多的家禽需要更多的飼料，進而扯高了糧價。

　　三、以美國為首的部分石油進口國家致力發展生化能源，農場主人在可獲政府補貼的誘因下，大規模改種所謂「能源作物」（energy crops）如玉米，其價格固然因為大量賣給提煉乙醇的工廠令供食用玉米無法滿足市場需求而自然漲升；更重要的是，耕地改種玉米，等於其他作物產量下降，農作物價格遂全面揚升。

　　四、世界糧食大部分由大約四億五千萬戶小農供應，無法從規模經濟效益中得益，而肥田料受油價上升影響大幅提升，令小本經營且較大農場更難獲得銀行融資的小農無法負擔，小農場的生產力因此節節倒退。約略而言，規模較大的農場（歐洲及北美）每公頃產糧八至十噸，非洲和部分亞洲小農的同面積耕地只產二噸糧；和流感疫苗一樣，新培植的種子因蟲害不斷變種而令產量下降─一九六六年試驗成功的ＩＲ８種子每公頃年產十噸大米，現在有七噸已算豐收。ＩＲ８是所謂「神奇種子」，當年引起「綠色革命」，專家均預測從此不再有糧荒，但發起「綠色革命」的菲律賓現在要從泰國進口大米，本地米商囤積居奇可能被判死刑─這是前所未聞的重罰，反映了該國糧荒情況的嚴峻。

　　上述四項理由，加上石油有價運輸成本相應增加，令糧價全面報升。至於傳媒最常用導致糧荒的理由天災人禍（如非洲若干國家連年內戰令田園荒蕪）則站不住腳，因為近年豐收的國家似乎不少，中國、印度、南非和泰國是現成例子，其中印度值得特別一提，她以世界百分之三耕地及百分之五水源，不僅養活了世界百分之十七人口，還有餘糧出口；中國亦貯存了足夠的糧食（在「專門利人毫不利己」年代肯定會對非洲國家送糧），泰國近期則每月出口大米一百萬噸……。

二、

　　經濟學家振振有詞，認為高價不足畏，因為這會促致更多投資繼而提高產量，價格自然回順。油價開始攀升時他們這樣說，如今糧價飛漲他們亦相信會誘使更多耕地轉種糧食……。這種理論言之成理，可是，以作物生產而言，卻無法救燃眉之急，《經人》引述一項統計，顯示糧價升百分之十，來年產量增百分之一，意味高價令供應大增的可能性，在農業上不一定行得通。換句話說，現在是大家正視低糧價時代已一去不復返（除非經濟結構有變），如何面對高糧價才是「當務之急」，對此筆者有二點看法。

　　甲、世界二百首富一共擁有的財富比四成世界人口還多，貧富不均情況嚴重，值此近十億人吃不飽的年代，富裕者是否應該考慮多做「善事」。做「善事」不是富人的義務，然而，他們有濟貧的「權利」。

　　乙、四月十七日倫敦《新政治家週刊》的短文〈瘋狂炒賣令糧價飛升〉，指出糧食雖然有上升壓力，但形成「危機」主要是次按危機令衍生工具投機市場式微，投機者把以千億計資金轉投農作物期貨市場促成。不少投機者因此發大財，但因此有億計人民因負擔不起糧價而成餓鬼！四月二十三日德國《明鏡週刊》在報導該國一個農作物投資俱樂部的資產從一萬五千歐羅變成一千五百萬歐羅時以「致命的貪婪」（Deadly Greed）為欄目，是對投機農作物「缺德」的指控。

　　寫了三十多年政經評論，筆者對過去理直氣壯地維護資本主義制度頗生悔意，因為看到了太多不公平手段和欺詐性活動，而一些本以為放諸四海而皆准的理論則經不起現實考驗（比如價高必然使產量增加促致價格回順）……。筆者真的希望中國不要徹底走資，社會主義的確能夠維繫社會公平，中國若能定出一套在「向錢看」與社會公平間平衡發展的政策，中國的崛起才對提高人類福祉有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