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壯壯：惡搞電影太可怕
「我們這批出道這麼久，被標籤成什麼第五代、第六代的中國導演，有誰還會堅持拍一些沒有負擔、不靠大型操作、不理主流價值觀的小本電影？這不是我們昔日在學院裏一直在做的嗎？」五十八歲的中國第五代導演旗幟人物田壯壯，顯然正掙扎於「知天命」與「耳順」之間，坦言比發育少年更迷失。
二十年前，有人批評田壯壯的電影「看不懂」，田壯壯以「我的電影是拍給下世紀的觀眾看的」豪語回應，擲地有聲。時辰未到難以驗證這番話，但他的新作《狼災記》推出，又再引起輿論，除了又是「看不懂」的評價外，還多了一批衞道之士發聲：「這是最商業的田壯壯電影。」
不理人家怎麼說
「我從來不把自己的電影定性為商業不商業，我也不理人家怎麼說，我只怕自己進不了主流價值觀。」田壯壯眼神凌厲，尤甚於《狼災記》裏面的狼主角，尤其談到他的終極宏願。「我有野心。我的野心是拍一些給全世界人看的中國電影，透過電影，做到真正的文化交流和影響。」
「第一部分是兩個男人的故事，第二部分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故事，第三部分是兩隻狼和一個男人的故事，有什麼難明的呢？我看不是觀眾看不明，而是敲不中大家心裏的價值觀。」談到觀眾對《狼災記》的評價，田壯壯有另一類的詮釋論據。
他認為，電影是用來看而非討論的，那是很個人化的整體感受，好不好看不要緊，能打動人就成。「像《鐵達尼號》不知賺了多少女孩子的眼淚，但它的矯情卻讓我不為所動。如果你硬要去把電影拆解到支離破碎來討論，那倒不如去拍影像吧！除了宣傳性的電影外，否則電影都不應該是公共話題。」
非主流也可打出市場
大半生跟電影打交道，田壯壯與張藝謀、陳凱歌並列中國第五代導演，被喻為最不商業的一位。從1982年於北京電影學院畢業至今，只有重質的十三部作品，前作《吳清源》花了近七年完成，《藍風箏》因題材敏感被禁拍十年，《狼災記》算是極速完成的作品。
田壯壯由衷地認為，電影對觀眾、製作人甚至導演而言，都是一種挺難搞和矛盾的玩意兒，說到底都是「價值觀」作祟。
「主流和非主流，重要嗎？」看到田壯壯手上拿着日本攝影師荒木經惟的書，我不禁以他作例。荒木原來就不主流，但同樣能打出一個市場。筆者認為潮流比主流還重要，當潮流流行非主流，更另類的東西都可以被炒作成主流，這是資本市場真實而荒謬之處。
田壯壯顯然是認同又不認同的。「在特殊的社會像香港，炒作非主流可能是代表香港默默地反叛。但我的問題是：如果連你自己都不接受主流價值觀，就拍不出主流價值觀下的東西。」他幽幽地說。
再三推敲，「不接受主流價值觀」，或許應該理解為「不隨波逐流」，我不知這理解有沒有扭曲甚至強暴了田導演的說法。
「賣座的電影，必定是敲中觀眾或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五六十年代，中國都是政治意味濃厚的電影，但至少它對那代青年有深刻的影響，我們那時也由衷地尊重導演和演員。但在這『欲望年代』，新一代觀眾都在輿論下成長的，心態已不一樣，大家喜歡劉德華和成龍都是受輿論影響的，電影恨不得簡單得說一加一等於二的道理，惡搞電影、超男超女出現，實在太可怕、太陌生了！」田壯壯一口氣在咕嚕，變身維園阿伯。
物質掛帥的香港，炒作性不是更大嗎？我問。
「論炒作，這一點大陸還不如香港！香港人賺錢是有責任地賺錢，總會守着最後防線，取之有道；但大陸已不講道與不道了，這是一件挺痛苦的事情！」田壯壯坦言，這種走火入魔，不只出現在電影夢工場，連文學、音樂、舞台以至蔓延整個社會，故令他感到很迷失。
摸摸那堆skinhead 銀髮，田壯壯續說：「你或許會問我，為什麼不拍《英雄》、《十面埋伏》這些在外國賣座的東西？我認為這些東西能打進主流市場，但不代表它的文化影響，像《卧虎藏龍》我就看不明白它的賣座原因。」
冀退休後拍小本戲
這是一個密雲滿布的黃昏，原意是來港宣傳新片的田大導，與我的這次對談，《狼災記》談得不多，反而聊得更多的是價值觀，不如說他不斷透過自我質疑，重塑自己。
「或許，這只是我的悲哀，不是國家或者社會的悲哀！」說在不斷反省自我的田壯壯，下了這樣子的結論，充滿使命與宿命糾纏下的無奈，同樣地擲地有聲。
中國導演大浪淘沙，喜歡以第X代來分野，沒有派別和個人主義。扛着第五代導演的名分，與張藝謀齊名，田壯壯坦言壓力沉重，令他不知所措。他希望兩年後退休，放下教鞭，更可以放下「第五代導演」的枷鎖，義無反顧地拍一些不顧成本、市場，沒有壓力、真誠實意、社會主導，簡單說是真正屬於田壯壯的小本電影。
「沒有小電影，只有小導演。」田壯壯興奮地訴說，這領悟是他這回香港之行的最大收穫。
文、圖：鄭天儀
<親密>中, 林嘉欣不是特別出眾吧, 但卻特別美麗.
獲獎電影 豈可冷待
譚止雲
近期香港電影傳來不少喜訊，除多部合拍片在內地票房報捷外，上周初林嘉欣憑《親密》一片榮獲南韓首爾忠武路國際電影節最佳女主角獎，登上影后寶座。這位早獲業界認同的好戲之人，曾多次獲金像獎最佳女主角提名，但都與影后無緣，這次《親密》終於為她帶來殊榮。林嘉欣自初出道主演許鞍華執導的《男人四十》開始，她那種自然流露的演出，贏得不少電影人的讚賞。雖然多年來，有不少人批評她沒有進步，亦曾有一段日子她的工作態度被合作過的電影人批評，但這都沒有影響她，仍然默默耕耘，並為豐富演出經驗，跟劇場名師詹瑞文學演戲，希望對演出有幫助。
官方機構無反應
雖然有人認為她從詹瑞文身上學到的技巧，反而跟她原來的自然流露的演出有「衝突」，有時候更令她的演出變得無所適從，但她的努力還是可以看出來。有時電影的整體表現跟她的演出並不配合，就如《親密》，她那種刻意低調收藏的演法，跟電影那種充滿隔離和冷漠的表現方式，「偷偷地」站在一角看眾角色的心理變化，表面上相當配合，可是出來的效果卻並不理想，這正正說明電影充滿多種可能的化學作用，但林嘉欣的演出仍然備受矚目，甚至榮登影后。
近日收到前輩陸離女士的電話，訴說《親密》的林嘉欣在南韓得獎，以及楊凡的《淚王子》和鄭保瑞的《意外》都入圍威尼斯影展，競逐多個獎項，可是電影發展局作為官方機構卻對這些喜訊毫無反應，她為此感到不悅。《親密》是獲電影發展基金資助的電影，現取得海外殊榮，作為資助單位，連一點表示都沒有，實在令人費解。
其實獲電影發展基金資助的電影，除了《親密》獲獎外，麥家碧和謝立文的動畫電影《麥兜响噹噹》在港票房只是一般，收二百多萬港元，但在內地上映甚受歡迎，票房收七千萬元人民幣。雖然根據發展局秘書長馮永在訪問中所說，影片雖在內地票房報捷，但限於戲院分賬只得三成半左右，加上宣傳和發行費用，音像及電視版權的收入，令《麥兜响噹噹》在賬面上還未能「賺到錢」，可是《麥兜》進軍內地算是踏出成功的一步，除了電影以外的商品及版權等的「增值」利潤，麥家碧和謝立文已為香港動畫電影搶得一席位。
從此可見電影發展基金資助的電影已取得一點一滴的成績，從電影發展局在網上發放的資料，自二○○七年十月推出資助計劃，至今年七月下旬，共獲二十二項申請，成功獲批的有十三項，合共資助三千五百八十九萬港元，當中包括《麥兜响噹噹》和《親密》，還有前些時上映、香港票房慘淡、由李家榮（火火）和馬偉豪執導的《愛得起》，其他電影還有陳慶嘉、羅啟銳、羅志良、麥子善、張堅庭等資深電影人的作品，曾志偉兒子曾國祥和尹志文合導的電影《戀人絮語》，以及熊欣欣首部導演作品《戰．無雙》等。記得電影發展基金籌備初期，曾受到業內外不少抨擊，有電影人以台灣輔助金為例，認為其他地區類似的資助計劃，都無助本土影業的復興，甚至「助長」了一批專拍給各地電影節選映的藝術及另類電影導演。無可否認，除了台灣以外，歐洲多個國家的電影業亦有類似情況。曾是電影大國的德國，每年製作的電影佔半數以上都是政府和相關機構資助，而當中能取得理想票房的不超過十分之一。因此，電影發展基金成立時，政府標榜並非純粹資助電影製作，而有類近「投資」電影製作的規劃。雖然電影發展基金「旨在資助有利香港電影業發展的項目和活動」，但在申請過程當中有重重規定，包括申請人需要「在過去十年製作至少二部供本地電影院作商業放映的電影」，即是發展基金並非為新進及業餘電影人而設，以此來區別藝術發展局資助計劃。
基金非為藝術電影而設
香港電影一直以來都完全依賴市場發展，跟其他地區視電影為文化藝術產品不同。在華語電影圈內，香港電影有獨特而別具個性的特質。當內地和台灣導演都視進軍各地電影節獲取殊榮為目標時，香港電影只求實際利益的票房數字，無視這些只有「虛名」的獎項，因此相對於內地和台灣，香港較少專拍供各地電影節，而缺乏市場的藝術及另類電影導演，就算是獲獎無數的許鞍華和王家衛等，也要在商業和藝術之間踩鋼線。至於近年成為各地影展常客的賈樟柯，其經營電影之道其實得力於香港電影人余力為等合夥人，從海外發行方面賺取利潤和電影企劃。香港電影這種「純商業」的特質反而受到不少人士的敬重，特別是一些踩着鋼線仍能拍出傑作的電影人和導演。據知電影發展局在內地曾為《麥兜响噹噹》舉行過慶祝活動，可是對《親密》所取得的成績，卻未有給予支持和鼓勵，令人有厚此薄彼之感，有種只看票房、漠視獎項的「勢利」，也許發展局應藉着這二部「名利雙收」的電影，「省靚」一下電影發展基金這個招牌。
國慶在即 國家為重
每次只要訪問曾憲梓, 往往必造就反效果, 中央難道不發覺嗎? 這種不是道理的道理, 是多麼低手. 甚麼國家及香港利益為重? 現在不就是要求一個公道嗎? 因為國家為重, 所以不需講理嗎? 其實今次明顯理虧, 最好當然是沈默, 留待中央說些官方廢話過場.
也要看今次中央如何處理這種地區間的爭執, 就算今次能撲滅這個火頭, 難保下次就可擺平, 尤其如果下次不是一個火頭而是多個火頭的時候.
國慶在即 國家為重
曾憲梓籲新聞界淡化新疆事件
十月一日是建國六十周年，但香港街頭可能出現不一樣的國慶日。三名記者在新疆採訪被毆反被指「煽動鬧事」，引來各方批評；雖然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呼籲大家冷靜，前全國人大常委曾憲梓【圖】認為應以國家利益為重，淡化事件，但多個團體均表示會藉着國慶日，繼續追究。有學者認為，事件將會增強了遊行主辦單位的動員能力。
梁國雄稱大鬧升旗儀式
泛民昨天致函國家主席胡錦濤，要求對方委任一個獨立委員會徹查，並作出客觀及全面的交代，若發現事件涉及有人處理失當，則要作出處分以及向被毆記者致歉。何秀蘭表示，即將率領特區觀禮團前往北京參與國慶活動的特首曾蔭權，應當面向領導人提出有關的議程。但特首辦重申，已向國務院港澳辦及通過港澳辦向新疆自治區政府，反映香港新聞界的強烈意見。
已經落實會在十月一日發起遊行示威的支聯會副主席李卓人表示，今次絕非個別事件，「早前屈記者藏毒、今次屈煽動」，凸顯內地公安有計劃地打壓本港記者的採訪自由，地方政府已經失控，因此，他呼籲市民為爭取人權自由上街；社民連的梁國雄亦聲言已經有計劃，當天早上必定「大鬧」特區政府的升旗儀式，下午亦「一定會做啲嘢」。香港記者協會亦定於本周日號召業界穿着黑衣上街遊行，以示對當局踐踏新聞自由、誣衊香港傳媒的強烈不滿。
一向很少開腔評論本港事務的董建華昨晚與學生舉行座談會，被問到對事件的看法。董建華說，感到難過，同情記者在烏魯木齊的遭遇，相信記者的職業操守，但特首及中聯辦已向中央反映港人立場，呼籲大家冷靜，黑白最終會有交代。
前全國人大常委曾憲梓則要求新聞界以國家及香港的利益為重，淡化事件，「國家六十周年係經過艱苦鬥爭先至有咁嘅成就，有唔愉快嘅嘢，希望記者們可以諒解……我覺得應該淡化事件，唔好激化」，強調目前最好的做法是由特首曾蔭權向有關部門反映，並等候中央作出回應。曾憲梓又承認，中國內地部分地方的法律不太理想，希望當地政府按照事實來評價，並按實際情況作出公道的結論。
學者指有助動員國慶遊行
中聯辦副主任李剛昨天出席一個活動時首次開腔回應事件指，已經第一時間向內地部門如實反映本港各界的反應，並強調，新疆因有分裂份子進行騷亂，武警及公安為保護人民生命安全、恢復社會生產秩序，「所以採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過程中發生了一些大家不願意見到的事情」。外交部發言人姜瑜則表示，不擔心事件會影響中國形象，會依法保護記者在內地採訪的權利及提供便利。
全國港區人大兼行會成員鄭耀棠亦認為，新疆新聞辦的指控非常嚴重，必須拿出具體證據，否則對香港記者不公平，他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介入調查事件，如果結果與指控不符，新疆就應向記者致歉。
至於事件在政治層面所引發的影響，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分析指出，港人對事件會有切膚的感受，對於組織國慶日遊行示威的主辦單位而言，今次無疑是一個契機，動員市民上街反思建國六十年以來的不足之處，尤其在民權方面，預料遊行規模較以往大，可能多達數千人
《朱镕基答记者问》的现实意义 来源：南方日报 2009-09-07 08:21:57 作者： 南方日报评论员 《新京报》
报道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在全国公开发行的首日,首次印刷的25万册就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要再次加印。这是朱镕基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著作,虽然不少内容首次公开发表,但收录的他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期间,在九届全国人大会议5次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我们早已耳熟能详,且留下了深刻印象。人们肯定都还记得,“两会”闭幕时的答记者问作为“保留节目”,一时间成为朱镕基的“金字招牌”。
由人民出版社近30位编辑加班推出的这部书,毫无疑问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意义在哪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我们来说,重温那些经典语录先有赏心悦目的感觉,然后还会发现,其中的许多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色,反而愈加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比如,2000年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用未来的视角这样看待自己:“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那么再看开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哎呀,我就谢天谢地!”今天重温之,再比照耳闻目睹的社会现状,不是就能感受到其中蕴涵的强烈现实意义吗?现实就现实在,各级领导干部都不妨用这样的“将来时”审视自己,从而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是“笑骂从汝,好官(那种油水十足的肥官)我自为之”中,作出自己的明确抉择!
朱镕基看似轻松的两句话,实际上是对如何为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我们所见,今年以来,仅仅省部级高官就频繁落马,在“清官还是贪官”面前败下阵来,其他级别的更数不胜数。南宋陆游诗曰:“但得官清吏不横,即是村中歌舞时。”官清和吏不横,是古人对所处社会的一种良好期许,今天也不例外。吏之横不横,易于识别；官之清与不清,用什么标准呢?湛江先贤陈瑸有自己的见解,不妨作一参照。陈瑸说:“贪不在多,一二非分钱,便如千百万。”非分钱,一语破的,正可以作为一个原则分野；逾越了“非分”这个分野,无论量的多寡,都可以视之为“官浊”,一言以蔽之:贪!
严格说来,清廉只是为官最基本的底线,一个官员称不称职,能不能赢得民心,还要取决于他是不是做事。为百姓做实事,就要心系百姓,所以也最能诠释其对自己职责的忠诚程度、履行程度。2002年3月15日,在九届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曾经这样说:“我一天到晚头都痛,如果你说最头痛的,我想在目前讲起来,主要是增加农民的收入。”这就是他心系百姓,把现实问题作为日之所思、夜之所想的典型表现。支撑他的,显然是“只要活着,还有一口气,就要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坚定理想信念。
诚如识者所言,《朱镕基答记者问》的热销背后,并不是社会公众对往日的留恋和怀念,其中更多的则是对改革的期盼。不言而喻,本书问世后,退休以来一直低调生活的这位前总理,再次进入了公众的视野。现在,我们不妨对照他的语录代他对先前的定位进行作答。首先,在为官的清廉与否方面,朱镕基应该是“很满意”的；其次,在办实事方面,他应该可以“谢天谢地”了。相形之下,那些在任的各级官员,同样需要以实际行动在将来为自己作答。这对不少人而言,显然还有相当大的努力空间。
水價直逼油價？ —從中國擬徵水資源稅說起
信報- 專題報導
水一直被視為是唾手可得的公共資源，但在中國，水資源卻極度匱乏。人均可用水量不足全球平均的四分一。由於缺水，粗略估計，中國每年工農業的損失高達三千五百億元。為了促進水資源的有效利用，發改委最近屢次放風，指繼原油、天然氣、煤炭等資源徵收資源稅，開徵水資源稅已時機成熟。 其實，今年起內地各大城市已相繼加入水價上漲的大合唱，一旦開徵水資源，水價勢必進一步上漲。由於影響面巨大，爭議聲四起。雖說河水不犯井水，但香港食水全靠內地供應，可能有朝一日，香港人也要跟內地同胞一樣飲貴水。對於在內地設廠的香港企業來說，用水要交稅肯定會增加生產成本，令它們百上加斤。
實行上困難重重 內地自一九八四年起，資源稅開始成為獨立的稅種，九四年稅改時，則首次對礦產資源全面徵收資源稅。其後幾經改革，但資源稅徵收範圍都只限於原油、天然氣、煤炭等少數資源。 有內地專家形容，從替代性上說，水無法有其他代替品，反而化石能源具有多樣性和替代性，水資源的戰略地位其實遠遠超過化石資源；加上人們日常生活和一切經濟活動都離不開水，水應被視為是具國家安全意義的資源。目前的資源稅過於狹窄，稱為能源稅更恰切，所以資源稅有必要包括水這一天然資源。 中國是水資源嚴重缺乏的國家，目前有四百餘個城市供水不足，近三分二的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水。除了先天因素外，浪費、污染和生態系統退化等人為因素都難辭其咎。例如根據建設部的不完全統計，全國城市用水器具有近二成五漏水，漏失的水量高達四億多立方米。 耗水工業首當其衝 從節約和保護的角度，開徵水資源稅雖有必要，但實行上卻困難重重。首先， 農業佔用水總量達六成多，中國農業灌溉用水利用系數一般只有零點四五，而發達國家已達到零點八以上。目前仍有很多農村人口仍飲用井水或湖泊中的天然水，向他們徵稅既缺乏理據，執行上也不可能。對於廣大農民來說，水資源是自然的公共資源這一概念已深入民心，交稅肯定會產生極大反響。
另外，中國水資源分布十分不平均，開徵水資源稅的原意是為了調節水用量，如果全國劃一稅率就失了原意，但在缺水的地區徵重稅呢？缺水的地區往往是貧困落後，水又是必需品，此舉無異劫貧濟富。 目前各城市間的供水成本差異巨大，有內地學者就解釋，由於水的傳輸成本高，難以在大範圍內自由調度供水，全國性的運輸管網難以建立，調節全國供水市場，不同地區的水資源條件、城市規劃和布局、供水市場發育程度、供水企業經營與技術水準等，都是造成各地水供應巨大差異的因素。 在金融海嘯的陰霾下，水資源稅開徵後，對於原已經營困難的造紙、化工、漂染等行業肯定首當其衝。有企業建議根據不同行業特點制定稅收標準，有部分內地的小型造紙廠，認為他們應得到寬減，以逃過倒閉的命運。 不過，此舉不單造成稅制的複雜性，增加徵收的成本，寬減這些高用水的企業，也背離了原意。
另一方面，開徵水資源稅，企業可能會將生產成本轉嫁，導致商品價格上升，消費者要承受水價上升的苦果
否定無意義 抹紅不可免 練乙錚
2009年9月2日
昨天，筆者指出「高度自治非自治」之說的一些權威官方出處，回答了二十五年來未聞此說的梁振英先生向我提出的「出自何人、出於何處」之問。回歸之前，當權者在大眾文宣中只強調「高度自治」；回歸之後，特別是雙普選要求漸熾之際，文宣側重點轉到「非自治」三個字上面，故有些人多少年來一直不曾為意有那麼一整句的說法，是很可以理解的。不過，筆者替此說詳列出處，不是因為有考據癖，而是要說明，在當權派慣用邏輯裏，有「白馬非馬」一類詭辯術。既有此術，則一些「地下黨員」便可自稱「非黨員」而心安理得。更何況，支撑這種否認的，除了上述那種特異邏輯之外，沒準還有各種巧妙的「組織安排」。
岔開一點，看一頁「前三十年」舊事。一九五七年五月，民主人士章伯鈞因建議中共推行「兩院制」，被打為「中國頭號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章早年是「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解放後曾任全國政協常委、交通部長等要職，六九年病死；八○年，中共平反政治冤案，但沒他的份，大右派帽子一直未除。今年三月，他的女兒章詒和發表文章〈我家的臥底〉，講述父親在打成大右派之後、從五八年到六二年的四年裏，怎樣受中共連續不斷地秘密監視。監視他的，竟是老朋友馮亦代。馮是名翻譯家，和章伯鈞一樣，也是民主人士，於五八年打成右派，但政治罪名較輕；由於他很快向黨積極表示願意「思想改造」、「當黨的馴服工具」，中共遂安排他當右派高級知識分子群中的臥底，借可以出入各右派友好家中之便，監視他們的一言一行並給黨打小報告；馮最先監視費考通，後來也緊緊盯住章伯均。由於馮「工作積極」、「勇於改造」，成為最早摘掉右派帽子的一批人之一。但是，秘密監視大右派的重要工作必須繼續，因此，黨組織和他商量「摘帽是否公開」的問題，馮馬上表態：「為了工作，公不公開不是問題。」➀ 是以中國後來既有所謂的「摘帽右派」，即名義上平反，但右派政治地位不變，隨時再捱批鬥者；也有「不摘帽的非右派」，如六○至七八年間的臥底馮亦代。由此可見，「組織安排」完全靈活。於「右派」如此，於「黨員」不是更好辦嗎？公不公開不算什麼，只要工作有需要，完全可以組織一批「不是黨員的黨員」或者「是黨員的非黨員」，反正共產黨的是與非，本來就是「辯證的」、「對立統一」的、可以不斷變化易位的。如此，香港人實在不必追問一些人的黨員身份，因為答案毫無意義。
現在回到今天的正題。梁振英先生說我八月二十二日的文章惡意把他抹紅（意指我暗指他是地下黨員），指摘我對他「二十日在《信報》的公開否認視而不見，偏要指鹿為馬」（「指鹿為馬」這個成語這裏用錯了，梁先生的意思大概是「顛倒黑白」）。對此，筆者有幾點說明。（一）對於梁先生是不是普通人理解中的「黨員」，筆者從未公開表示意見（不排除有某種推測或個人看法）；（二）對於梁先生是否「馮亦代意義上的『非黨員』」或「公孫龍子意義上的『非黨員』」，筆者按前面的分析認為，一問一答俱無意義；若有人問了，梁先生否認了，大家姑妄聽之便是，因為在這種條件下的是非真假，根本無法分辨。這就是筆者二十二日文章的中心思想。（三）不能實證自己不是「黨員」，不一定是梁先生的錯，此中若有苦惱，也許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梁先生無權要求任何人留意並接受（視而見）他的辯白，包括八月二十日他在《信報》上說的各種否認語。任何香港市民都可就公眾人物梁振英的（非）黨員身份，形成、保留、甚或公開表達自己的看法，這些看法集合而成為梁先生身份聲譽的一部分，他不能以指摘或指令改變這方面的身份聲譽，而必須用其他方法、待其他機會，去慢慢轉移，例如在某一關鍵問題上公開而明確地與黨不一致（理論上，這不是充分或必要條件）。
否定無意義、抹紅不可免，是一部分特區當權派領袖人物的宿命和無奈，任憑他們怎樣掙扎吶喊試圖改變，都無濟於事。所以，筆者勸喻梁先生不必過分介懷，更無謂枉費心力、勞神動氣，因為這不全是他的錯，而是共產黨的孽。這點，梁先生在八月二十六日商台《左右大局》節目中也部分認識到了。梁先生說：「共產黨過去犯錯誤，令港人對共產黨員治理香港感到抗拒，視之為負面。」➁ 不過，人，總是寬大的，共產黨過去犯錯誤沒關係，改了就好，港人絕對不會計較，但共產黨何止「過去犯錯」？筆者說的共產黨的孽，主要是現世孽。對共產黨的種種現世孽，梁先生鮮有微言，說話口徑一向與黨完全一致，如此「隨心所欲而不逾矩」，難免引起港人各種不羈猜測；這一點，則是梁先生自作的孽，他應該好好反省。
註：➀馮於九十年代良心發現，寫了一本書把當年當臥底時記的日記全部公開，章詒和的文章是看了這本書之後寫的；書名《悔餘日錄》，二○○○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馮氏主動提出不公開摘去右派帽子以便行事一節，見該書p.254；➁見《信報》或其他各大報八月二十七日報道。
梁振英先生您動氣了
練乙錚
上 周六筆者小休前的拙作〈海外行賄．幹部治港．講與不講〉於本欄刊出後，頗令此間一些大人物「不高興」。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先生於翌日（八月二十三日）在 他自己的網誌上嚴厲指摘我「借題發揮」、「偷換概念」、「信口雌黃」、「指鹿為馬」；又翌日，某官媒除了梁文照登，還發了幅題為「子虛烏有」的記者支援報 道。梁先生與我，都曾是九十年代房委會委員，當了幾年同事，我從未見他如此動氣，故今天謹應梁先生網文中的要求——「擺事實、講道理」，作此回覆。
梁先生對拙作做了很好的撮要，筆者照錄於此，以助讀者記憶：
…… 《信報》主筆練乙錚先生在昨日（八月二十二日）該報《香島論叢》指：「『幹部治港』說又自北京傳出，且具體有所指——『幹部』者，梁振英是也。此說一出， 梁辦慌忙撇清，梁並趁機重申自己並非『黨員』。對此申明，市民可否當真？……中共強調，『高度自治非自治』，此中道理同於『白馬非馬』、『楚人非人』。如 果用同樣的邏輯，也可以說，『共黨非黨』、『地下黨員非黨員』，如此等等。應用這套公孫龍子邏輯，就算梁兄哥真是入了黨，是地下黨員，那麼他瞪着眼睛說 『我冇入黨』、『我非黨員』，也不算是瞎話而是講了真話也。」
梁先生對拙文有兩點不滿，第一點源於筆者說的「中共強調：高度自治非自治」；第二點是認為筆者以抹紅手法抹黑他（意謂筆者暗指他是中共在港的地下黨員）。篇幅關係，今天只談第一點。
梁 先生說他自八四年參加香港回歸工作至今二十五年，從未聽過任何人說過「高度自治非自治」，故很想知道此語「出自何人」、「出於何處」。都怪筆者掛一漏萬， 沒有在上周六本欄文章如常註明重要語句出處，現在補上。茲事體大，須詳細說明。一九九八年一月，特區政府成立了「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主席是政務司司 長，官守成員包括五位局長、三位署／處長和一位副專員，另加非官守成員若干位（現時非官守委員包括四位全國人大代表高寶齡、馬逢國、譚惠珠、黃玉山，以及 容永祺、葉成慶等其他社會賢達或當權派紅人），政治層級很高，負責在本地和海外進行《基本法》教育推廣工作的策劃、監察和審核等。上述委員當中，譚惠珠與 黃玉山更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屬下「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尤其尊貴。○七年二月，此會向海內外推出〈一國兩制與高度自治〉資料集，其中第十六段「高度自治的涵 義」，開宗明義指出：「『高度自治』並非自治，也不是獨立」。這份文件，可在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網站上看到，➀亦可在特區政府各海外經貿辦事處取得（筆者上周在多倫多，故手頭上的一份硬拷貝是駐加經貿辦資料➁）。梁振英先生聲稱二十五年來從未聽過的說法，萬千本港學子、教師和海外華人，早就從權威渠道得知了。這是答梁先生問「出自何處？」。
筆 者對「高度自治非自治」之說耳熟能詳，非自閱讀上述推廣教材始；過去幾年，特別是雙普選議題升溫之後，不少大人物到處演講，便是以此話為降溫工具。例如， 譚惠珠前年到樹仁大學新聞傳理系講授《基本法》，便一字不差地強調「香港高度自治並非自治，也不是獨立」。樹仁大學同學做的演講紀錄，可在網上看到，而 且，無論是○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的網頁「原始版本」還是○八年一月二日上載的「當前修訂版本」，譚所強調的那句話都完全一樣。➂ 事實上，早在○五年初，譚女士在香港青年協會「青年領袖教室」講話系列上作題為「高度自治」的講話時，已有同樣說法；➃ 當時，譚的講話是系列中的第二講，第一講的講者，則是梁振英。這是答梁先生問「何人所講？」。
梁 先生是香港回歸史上屈指可數的政治高手，更是一個本地著名智庫的董事會主席，積其二十五年經驗而「從未聽過」一句筆者可信手拈來的當權派權威話語，原因是 什麼，只能由他自己明天仔細解釋；後果是什麼，則十分清楚：在港人最關心的政治議題上面，不多不少，梁振英又失去了那麼一點可信度。
梁先生 因筆者引用官方說法「高度自治非自治」而不是按他的「正確版本」說「高度自治非完全自治」，指筆者「偷換概念」、「信口雌黃」，有負《信報》主筆之名、有 辱《信報》辦報嚴謹之實，若然，則筆者知罪矣；但梁先生指筆者上周六文章是「遊戲文章」，則非筆者之所敢知。遊戲文字，拆開來字字悲哀。當權者以其特異邏 輯欺騙人民，又豈止說「高度自治非自治」、「白馬非馬」？
註：➀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tc/basiclaw/teacher/
t_reference/powerpoint/26_Feb_2007.pdf；
➁http://www.hketo.ca/wp-content/uploads/2009/05/basic-law.ppt；
➂最容易到達此網頁的方法是在搜索器上輸入「譚惠珠：高度自治並非自治，也不是獨立」進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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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講事實 不要抹紅抹黑
http://www.cyleung.hk/blog/article.php?id=233
將政界人士以抹紅手法達到抹黑目的，在台灣司空見慣，近年香港也有。
2004年1月29日出版的七二五期《壹週刊》專欄，繪形繪聲指我是共產黨員，並引述已故金堯如先生，指他在七十年代親口向已故吳仲賢先生透露：「梁振英表示自己早在學生年代加入共產黨，更親口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
當年我即時透過行政會議秘書處發表聲明，白紙黑字作出反駁：「本人從未與金堯如交談，更無向金先生或任何人士表示本人曾加入共產黨。本人亦不認識吳仲賢。本人再次嚴正聲明：本人並非任何政黨黨員，亦從未加入任何政黨。金先生與吳先生已經作古，《壹週刊》借已作古的人之名造謠，並且未就此事向本人求證便刊登有關報道，實是罔顧新聞道德，本人保留一切追究權利。」
當年本港報章均有廣泛報導此公開聲明。5年過去，上周又有人含沙射影，暗示我是共產黨員。 我當時外遊未返，遂由我辦公室於翌日向來電查詢的《信報》重申本人5年前的上述聲明，再次表示本人從沒有加入任何政黨。
豈料《信報》主筆練乙錚先生在昨日（8月22日）該報《香島論壇》一文質疑本人的聲明： 「幹部治港」說又自北京傳出，且具體有所指 ……「幹部」者，梁振英是也。此說一出，梁辦慌忙撇清，梁並趁機重申自己並非「黨員」。對此申明，市民可否當真？ …… 中 共強調，「高度自治非自治」，此中道理同於「白馬非馬」、「楚人非人」。如果用同樣的邏輯，也可以說，「共黨非黨」、「地下黨員非黨員」，如此等等。應用 這套公孫龍子邏輯，就算梁兄哥真是入了黨，是地下黨員，那麼他瞪着眼睛說「我冇入黨」、「我非黨員」，也不算是瞎話而是講了真話也。 」
本人在8月20日在《信報》的公開否認，練先生視而不見，偏要指鹿為馬。
此外，練先生文章說：「中共強調：高度自治非自治」，我很想知道，此語出自何人？出於何處？
我自84年參加香港回歸工作，至今25年，從未聽過任何人說過「高度自治非自治」。
大家耳熟能詳的不是練先生借題發揮的「高度自治非自治」，而是「高度自治並非完全自治」，兩句話差兩個字，意義完全不同，這是小學生也可以掌握的道理。「高度自治」是香港政治制度的根本，絶對不容任何人偷換概念。
香港人向來擺事實、講道理。練先生是《信報》主筆，《信報》辦報嚴謹，我既是讀者，也不時投稿。主筆不是遊戲文章作者，練先生不應信口雌黃。
近年有人以為把假話含沙射影多說幾次，就可以變成既定事實，不少政界朋友頗受其苦，香港則繼續內耗。
逛書展 六成青年為買精品看明星
逛書展的原因可以有很多種, 正如開始看書的原因亦每人不同. 這些人剛剛開始時, 可能因為精品, 因為明星而看第一本書, 但正因為這個誘因, 他可能會看更多的書. 所以持甚麼原因去書展根本就無所謂, 到最後只要, 哪在乎只有丁點兒的閱讀文化或風氣, 就行了.
其實 U-focus 說要限制非書籍攤位, 其實甚為多餘, 這些非書籍攤位只放多幾本書就可以變成了書籍攤位. 只要有明星這個市場, 供應就會絕對存在. 如果沒有這些明星吸引力, 大概他們連書展也不會去吧, 那麼第一步接觸書本的機會失去. 到最後還是沒能推廣閱讀, 得不償失.
閱讀時間的多寡, 又有甚麼所謂, 尤其現今的香港生活, 睡覺也不多, 還要讀書, 不如叫政府下令OT必有補水, 或最高工時先. 連空餘時間都無, 談何讀書? OT變成慣例, 可以是萬惡之源, 家庭相處時間, 個人嗜好, 健康, 甚麼都失去, 就是為了兩餐, 難道就不悲哀嗎?
秋葉原殺人事件
| Six dead in Tokyo stabbing frenzy
Stabbing rampage in Akihabara [Tokyo]: 7 people killed 睇完, 眼都突埋. 日本人是否就快崩潰? 之前興自殺放毒氣, 每每搞到周圍鄰居受害及被疏散, 現在又有人在秋葉源通街殺人. 日本人每每做事極度認真, 提供一流服務, 但其實大家都是人, 總有極限, 結果就是產生大量精神有問題的人, 自殺率冠絕已發展國家, 付出的代價之大, 在我們的角度看當然絕對不值得. 以 前, 還只是自己自殺死便算, 但這兩件事是否暗示他們覺得自己死太過不值, 覺得社會對他們虧欠太多, 要找些人陪葬, 或者要世人記得他們曾經存在過. 對日本來說, 從另一角度看, 又是否是一件好事? 要人們記得自己, 算是其中一種個人主義的表現吧, 而個人主義就是日本高度集體性的稀有物. 有這種自私行為, 是一種”進步”, 還是只不過是趕狗入窮巷的最終反擊. 十六世紀時耶穌會就開始接觸日本人, 曾有過以下的感想: 現代的日本, 或者已經改變很多. 但歧視異類, 像那些學校欺凌, 好像還是相當普遍. 要不然, 那些日劇, 日漫就不會描述那麼多有關欺凌弱小的故事, 主題往往熱愛到爆, 友情最重要之類, 因為他們現實生活就很缺乏這些東西. |
網誌稱自殺無援手 5絕望青少年喪命 4個月內連續發生 社署警方束手
網誌稱自殺無援手 5絕望青少年喪命 4個月內連續發生 社署警方束手
在網誌宣稱自殺, 其中一個原因應該是想看看身邊還有多人愛自己. 畢意無事無幹, 平淡地生活, 是不會知道身邊有多少人真的會在危難時伸出援手. 網誌可算是一個最便宜的方法知道自己的價值. 用價值這個詞語或許不對, 但就算所謂無價, 說到底也會有個preference.
然後, 看網誌有多少留言, 可能有一時亢奮, 原來有一定數目的人, 是留意著自己. 但通常, 很快的, 就會覺得這些關懷未免過於廉價, 在廉價的網誌上得到更廉價或膚淺的回覆, 頓覺生命其實亦同一的便宜. 又或者, 死意已決, 只想在臨終前, 帶點淒美的, 向世界說再見.
所謂絕望之人, 其實心底裏還有多少自尊, 就是看不開, 才不願繼續生命這個無常的遊戲. 一個能遊戲人間的人, 亦可以同時是一個終極悲觀的人, 因為對一切都預了失敗, 才可以放開來面對, 如果一個極悲觀的人, 能再踏出多一步悲觀的話, 黑暗的下一秒, 亦是光明.
社署和警方束手無策是正常的, 網誌的說話哪能分真假? 何妨更是一些青少年. 但每每都動用大量人力物力去搜查, 效率奇低又無可奈可, 最泄氣的可是搜查完了, 找到事主, 才發覺是惡作劇或戲言而已, 不再update 亦因為玩完.
